蔡鎮燊.1500令吉：最低工資辯論

即我們長期以來的假設，是錯誤的：提高最低工資對失業人數沒有影響。

從那時起，美國不同州屬和許多國家的多項研究，皆證實了這一點。許多經濟學家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已改變他們對最低工資的立場。

在1978年，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同意，最低工資將減少低薪工人的就業機會，但在2015年，這個數字已下降到26%。

這意味著任何反對最低工資者，都不能再依賴未經證實的理論，多於實際的主張。大馬僱主聯合會和其他僱主組織不能說，最低工資會摧毀企業、增加失業率並破壞經濟復甦，就好像它是一個如此簡單、直接了當的事。

當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最低工資上漲的帶來正面影響時，舉證責任尤其高。

工人不是白米、糖或玉米等商品。他們是人。這意味著當我們支付更多費用時，會有更多從商品中看不到的重要好處，包括更好的士氣、低週轉率和更高的生產力。這些都被世界各地的大規模實驗證明是正確的。

即使我們假設對就業影響完全無效，對企業的其他正面影響仍然存在。

首先，提高最低工資使低薪工人手中有更多現金，他們更有可能在當地社區消費，這反過來又加強了當地和小型企業。

其次，更高的工資會吸引更好的人選，他們更有動力申請工作，尤其是在當前人手短缺的情況下。第三，如果公司決定用機器代替工人，從長遠來看，也將使公司更有效率。

又或者，讓我們假設這裡所寫的一切都不是真的。經濟學家傑弗裡威廉姆斯說，任何關於最低工資的辯論，都不能忽視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政府關於貧窮線收入和生活工資的數據。

目前大馬的糧食貧窮線收入為1169令吉，而統計局已將家庭貧窮線收入提高至2208令吉。這意味著除了教育之外，要獲得魚、肉類、穀類、蔬菜，及衣服、鞋子、租金和交通，對許多大馬人而言，是遙不可及的。

當然，我們甚至沒有討論在吉隆坡所需要的“生活工資”，即個人收入至少2700令吉、夫妻兩人4500令吉和育有兩名孩子的夫妻收入至少6500令吉。

生活工資背後的理念是，要過生活，您不僅需要餐桌上的食物，還需要一些社會參與（愛好、志願服務、社區活動）、有個人和家庭發展的機會，及擺脫經濟壓力的自由，以更有動力和生產力。

因此，有關最低工資的辯論，不僅是等待僱主的批准——其由利潤驅動的利益，總是與工人對立，而是關乎和確保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有公平機會過上體面的生活。

一些人認為最低工資並不重要，因為主要影響外勞而不是本地人。除了這一事實外，即便微不足道，大部分收入在1001令吉至1500令吉之間的應屆畢業生，仍然會受益。

關於最低工資辯論最可悲的部分，是體會到這只是改善工人生活的一小步。生活成本、應屆畢業生工資、工會力量和勞工權利是更緊迫的問題，這些問題使工人繼續處在艱難處境。

即便如此，向前邁進似乎總是面對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