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50am 24/02/2022

宋明家.我国的伊维菌素研究，很烂吗？

宋明家

早在去年11月3日，我国卫生部向媒体公布“IVM无法防止病情恶化”数据后，FLCCC已在网站特意列出此研究“证明IVM降低死亡率”的数字。

“马来西亚又再‘扬名’全世界！”“为什么卫生部故意搞一个注定失败的ivermectin研究？是为了让人们死心塌地去接种疫苗吗？”

这些是最近朋友圈狂传的讯息，质疑我国科研人员于2月18日出炉的一份《JAMA Internal Medicine》期刊论文。该研究探讨伊维菌素（ivermectin；简称IVM）对490名冠病患者预防重症的疗效，最终结论是“IVM无法防止病情恶化”。

据《The Epoch Times》2月20日的报道，FLCCC联盟（Front Line COVID-19 Critical Care Alliance）主席兼首席科学官Paul Marik医生，直接了当说该研究“一开始就已注定失败”（designed to fail）。

另一位同样是FLCCC联盟发起人的Pierre Kory医生，也说这研究是“完全错误和极之误导的”（flat out wrong and highly misleading）。

必须关注的是，这两位FLCCC创办人虽不被美国主流医学界接纳，他们和支持者创建的c19ivermectin.com网站，却以各类IVM临床试验数据，大力支持“IVM有效”理念，影响全世界医护人员。

早在去年11月3日，我国卫生部向媒体公布“IVM无法防止病情恶化”数据后，FLCCC已在网站特意列出此研究“证明IVM降低死亡率”的数字。但笔者在本栏11月12日的〈既生ivermectin，何生molnupiravir！〉，解释了因病逝者百分比太低（13/490），所以不能确定IVM是否对预防死亡有效，也点出FLCCC常用“采樱桃”（cherry picking）方法，对IVM不利的数据，故意视之不见，对其有利的，却特意焦聚放大。

这一次，笔者邀请博特拉大学医院临床医学研究部主任兼副教授周文豪博士，一起针对以下几点，回应FLCCC和大众对我国IVM研究的质疑：

（1）预防重症的疗效：

IVM组对比控制组病情恶化的数据，分别是52/241（21.6%）和43/249（17.3%），虽然看起来服用IVM的人较多转为重症，但其0.25 p值（p value，决定某药有效的可能性概率）超过0.05，统计学上没有差异，所以不能做出“IVM使病情恶化”结论。

在统计学上，这“无法预防重症”的说法却站得住脚；比较客观的结论，是“没有证据显示IVM能预防重症”。

（2）预防死亡的功效：

FLCCC说“需要呼吸辅助器”、“被送入ICU”、“送院28天内死亡”的IVM对比控制组的数据，分别为4对10、6对8，以及3对10人，所以证明IVM有预防重症功效。

但事实上，这三组比较的p值都大于0.05，所以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这可能源于受试者数目过少，但也不能怪研究设计错误，因为原本的实验设计，是“IVM能否预防重症”为“首要结果”测量指标（primary outcome），而这以上这三个指标，是“次要结果”（secondary outcome）。

（3）受试者的条件：

FLCCC说病患必须在症状开始两天内服用IVM，而该研究受试者症状都是5天后出现，而且皆为轻或中度症状，所以不符合IVM治疗方案。

到底IVM是不是必须在头两天内开始服用，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上无从证实这一点。而且FLCCC网站上用来支持IVM疗法的，不乏3或5天后才服用IVM、采用轻度或中度症状患者、而结论是“IVM有效预防重症”的小型研究；既然这些研究受试者不符合资格，为什么FLCCC又用来支持IVM疗法？既然马来西亚研究不符合资格，为什么专挑“IVM有预防死亡”数据来用？这明显是“采樱桃”，同时也自相矛盾的做法。

（4）FLCCC没有提到的瑕疵：

换个角度来看这项研究，却也发现一些瑕疵。比如研究设计虽使用黄金标准“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但其“开放式”open-label做法（而不是更好的“双盲”double-blind），却让受试者知道服用的是否IVM，因此可能影响研究成果。

另，受试者人数若可增加一倍至1000人，在病逝者分析就可能有更好的统计结果，以鉴定IVM能否预防死亡。周博士用简单譬喻来形容这种医药研究缺陷：假设早上6至7点在巴刹看到买菜的多为女人，我们可能会总结说去巴刹的九成是女人；但若全天观察，会发现原来很多男人也去巴刹，只是时间点不同，数据和结论就会不同了。

还有其他研究设计的问题（例：共病症人数的偏差），因篇幅有限，容后再议。

简言之，此研究虽然发表在高素质期刊，但其“IVM无法预防重症”的结论却还是不够强稳可靠。

疫情时代，全球医学界面对“言论自由”和“循证医学”之间的冲突，突显医护人员对庞大病患的无助和无奈；这应该予以关注和同理，但不代表我们可以不顾科学方法，单凭一小撮人的个人观点，为公共卫生和医疗议题制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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