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50am 24/02/2022

宋明家.我國的伊維菌素研究，很爛嗎？

宋明家

早在去年11月3日，我國衛生部向媒體公佈“IVM無法防止病情惡化”數據後，FLCCC已在網站特意列出此研究“證明IVM降低死亡率”的數字。

“馬來西亞又再‘揚名’全世界！”“為什麼衛生部故意搞一個註定失敗的ivermectin研究？是為了讓人們死心塌地去接種疫苗嗎？”

這些是最近朋友圈狂傳的訊息，質疑我國科研人員於2月18日出爐的一份《JAMA Internal Medicine》期刊論文。該研究探討伊維菌素（ivermectin；簡稱IVM）對490名冠病患者預防重症的療效，最終結論是“IVM無法防止病情惡化”。

據《The Epoch Times》2月20日的報道，FLCCC聯盟（Front Line COVID-19 Critical Care Alliance）主席兼首席科學官Paul Marik醫生，直接了當說該研究“一開始就已註定失敗”（designed to fail）。

另一位同樣是FLCCC聯盟發起人的Pierre Kory醫生，也說這研究是“完全錯誤和極之誤導的”（flat out wrong and highly misleading）。

必須關注的是，這兩位FLCCC創辦人雖不被美國主流醫學界接納，他們和支持者創建的c19ivermectin.com網站，卻以各類IVM臨床試驗數據，大力支持“IVM有效”理念，影響全世界醫護人員。

早在去年11月3日，我國衛生部向媒體公佈“IVM無法防止病情惡化”數據後，FLCCC已在網站特意列出此研究“證明IVM降低死亡率”的數字。但筆者在本欄11月12日的〈既生ivermectin，何生molnupiravir！〉，解釋了因病逝者百分比太低（13/490），所以不能確定IVM是否對預防死亡有效，也點出FLCCC常用“採櫻桃”（cherry picking）方法，對IVM不利的數據，故意視之不見，對其有利的，卻特意焦聚放大。

這一次，筆者邀請博特拉大學醫院臨床醫學研究部主任兼副教授周文豪博士，一起針對以下幾點，回應FLCCC和大眾對我國IVM研究的質疑：

（1）預防重症的療效：

IVM組對比控制組病情惡化的數據，分別是52/241（21.6%）和43/249（17.3%），雖然看起來服用IVM的人較多轉為重症，但其0.25 p值（p value，決定某藥有效的可能性概率）超過0.05，統計學上沒有差異，所以不能做出“IVM使病情惡化”結論。

在統計學上，這“無法預防重症”的說法卻站得住腳；比較客觀的結論，是“沒有證據顯示IVM能預防重症”。

（2）預防死亡的功效：

FLCCC說“需要呼吸輔助器”、“被送入ICU”、“送院28天內死亡”的IVM對比控制組的數據，分別為4對10、6對8，以及3對10人，所以證明IVM有預防重症功效。

但事實上，這三組比較的p值都大於0.05，所以沒有統計學意義的差異；這可能源於受試者數目過少，但也不能怪研究設計錯誤，因為原本的實驗設計，是“IVM能否預防重症”為“首要結果”測量指標（primary outcome），而這以上這三個指標，是“次要結果”（secondary outcome）。

（3）受試者的條件：

FLCCC說病患必須在症狀開始兩天內服用IVM，而該研究受試者症狀都是5天后出現，而且皆為輕或中度症狀，所以不符合IVM治療方案。

到底IVM是不是必須在頭兩天內開始服用，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上無從證實這一點。而且FLCCC網站上用來支持IVM療法的，不乏3或5天后才服用IVM、採用輕度或中度症狀患者、而結論是“IVM有效預防重症”的小型研究；既然這些研究受試者不符合資格，為什麼FLCCC又用來支持IVM療法？既然馬來西亞研究不符合資格，為什麼專挑“IVM有預防死亡”數據來用？這明顯是“採櫻桃”，同時也自相矛盾的做法。

（4）FLCCC沒有提到的瑕疵：

換個角度來看這項研究，卻也發現一些瑕疵。比如研究設計雖使用黃金標準“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但其“開放式”open-label做法（而不是更好的“雙盲”double-blind），卻讓受試者知道服用的是否IVM，因此可能影響研究成果。

另，受試者人數若可增加一倍至1000人，在病逝者分析就可能有更好的統計結果，以鑑定IVM能否預防死亡。周博士用簡單譬喻來形容這種醫藥研究缺陷：假設早上6至7點在巴剎看到買菜的多為女人，我們可能會總結說去巴剎的九成是女人；但若全天觀察，會發現原來很多男人也去巴剎，只是時間點不同，數據和結論就會不同了。

還有其他研究設計的問題（例：共病症人數的偏差），因篇幅有限，容後再議。

簡言之，此研究雖然發表在高素質期刊，但其“IVM無法預防重症”的結論卻還是不夠強穩可靠。

疫情時代，全球醫學界面對“言論自由”和“循證醫學”之間的衝突，突顯醫護人員對龐大病患的無助和無奈；這應該予以關注和同理，但不代表我們可以不顧科學方法，單憑一小撮人的個人觀點，為公共衛生和醫療議題制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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