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11月3日,我國衛生部向媒體公佈“IVM無法防止病情惡化”數據後,FLCCC已在網站特意列出此研究“證明IVM降低死亡率”的數字。
“馬來西亞又再‘揚名’全世界!”“為什麼衛生部故意搞一個註定失敗的ivermectin研究?是為了讓人們死心塌地去接種疫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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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最近朋友圈狂傳的訊息,質疑我國科研人員於2月18日出爐的一份《JAMA Internal Medicine》期刊論文。該研究探討伊維菌素(ivermectin;簡稱IVM)對490名冠病患者預防重症的療效,最終結論是“IVM無法防止病情惡化”。
據《The Epoch Times》2月20日的報道,FLCCC聯盟(Front Line COVID-19 Critical Care Alliance)主席兼首席科學官Paul Marik醫生,直接了當說該研究“一開始就已註定失敗”(designed to fail)。
另一位同樣是FLCCC聯盟發起人的Pierre Kory醫生,也說這研究是“完全錯誤和極之誤導的”(flat out wrong and highly misleading)。
必須關注的是,這兩位FLCCC創辦人雖不被美國主流醫學界接納,他們和支持者創建的c19ivermectin.com網站,卻以各類IVM臨床試驗數據,大力支持“IVM有效”理念,影響全世界醫護人員。
早在去年11月3日,我國衛生部向媒體公佈“IVM無法防止病情惡化”數據後,FLCCC已在網站特意列出此研究“證明IVM降低死亡率”的數字。但筆者在本欄11月12日的〈既生ivermectin,何生molnupiravir!〉,解釋了因病逝者百分比太低(13/490),所以不能確定IVM是否對預防死亡有效,也點出FLCCC常用“採櫻桃”(cherry picking)方法,對IVM不利的數據,故意視之不見,對其有利的,卻特意焦聚放大。
這一次,筆者邀請博特拉大學醫院臨床醫學研究部主任兼副教授周文豪博士,一起針對以下幾點,回應FLCCC和大眾對我國IVM研究的質疑:
(1)預防重症的療效:
IVM組對比控制組病情惡化的數據,分別是52/241(21.6%)和43/249(17.3%),雖然看起來服用IVM的人較多轉為重症,但其0.25 p值(p value,決定某藥有效的可能性概率)超過0.05,統計學上沒有差異,所以不能做出“IVM使病情惡化”結論。
在統計學上,這“無法預防重症”的說法卻站得住腳;比較客觀的結論,是“沒有證據顯示IVM能預防重症”。
(2)預防死亡的功效:
FLCCC說“需要呼吸輔助器”、“被送入ICU”、“送院28天內死亡”的IVM對比控制組的數據,分別為4對10、6對8,以及3對10人,所以證明IVM有預防重症功效。
但事實上,這三組比較的p值都大於0.05,所以沒有統計學意義的差異;這可能源於受試者數目過少,但也不能怪研究設計錯誤,因為原本的實驗設計,是“IVM能否預防重症”為“首要結果”測量指標(primary outcome),而這以上這三個指標,是“次要結果”(secondary outcome)。
(3)受試者的條件:
FLCCC說病患必須在症狀開始兩天內服用IVM,而該研究受試者症狀都是5天后出現,而且皆為輕或中度症狀,所以不符合IVM治療方案。
到底IVM是不是必須在頭兩天內開始服用,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上無從證實這一點。而且FLCCC網站上用來支持IVM療法的,不乏3或5天后才服用IVM、採用輕度或中度症狀患者、而結論是“IVM有效預防重症”的小型研究;既然這些研究受試者不符合資格,為什麼FLCCC又用來支持IVM療法?既然馬來西亞研究不符合資格,為什麼專挑“IVM有預防死亡”數據來用?這明顯是“採櫻桃”,同時也自相矛盾的做法。
(4)FLCCC沒有提到的瑕疵:
換個角度來看這項研究,卻也發現一些瑕疵。比如研究設計雖使用黃金標準“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但其“開放式”open-label做法(而不是更好的“雙盲”double-blind),卻讓受試者知道服用的是否IVM,因此可能影響研究成果。
另,受試者人數若可增加一倍至1000人,在病逝者分析就可能有更好的統計結果,以鑑定IVM能否預防死亡。周博士用簡單譬喻來形容這種醫藥研究缺陷:假設早上6至7點在巴剎看到買菜的多為女人,我們可能會總結說去巴剎的九成是女人;但若全天觀察,會發現原來很多男人也去巴剎,只是時間點不同,數據和結論就會不同了。
還有其他研究設計的問題(例:共病症人數的偏差),因篇幅有限,容後再議。
簡言之,此研究雖然發表在高素質期刊,但其“IVM無法預防重症”的結論卻還是不夠強穩可靠。
疫情時代,全球醫學界面對“言論自由”和“循證醫學”之間的衝突,突顯醫護人員對龐大病患的無助和無奈;這應該予以關注和同理,但不代表我們可以不顧科學方法,單憑一小撮人的個人觀點,為公共衛生和醫療議題制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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