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槟州首长的委任上,马哈迪以放弃代表性的职位,为巫统党员挣得更加实惠的报酬,而民政党出于保住眼前的首长,须向马哈迪和巫统表示更大的忠诚和妥协,要说许子根2008年败走槟城,倒不如说民政党早在1990年便已跟州政权不道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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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是大马华裔人口最多的州属,在国家经济发展上也属于前列位置,自独立以来,无论执掌州政府的政党和联盟,也甭管是否拥有实权,州首席行政部长都是让华裔政治菁英出任。
华社政治菁英担任州首席部长的惯例,是从1957年由马华公会的王保尼担任第一任首长开始,1969年第三届大选,联盟党丢失槟州,州政权落入在野的民政党手中。1974年民政党应拉萨之邀加入国阵,而生于槟城权贵世家的林苍祐便因此担任首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90年第八届大选被林吉祥击败为止。
林苍祐任首长期间,在槟城大兴土木,积极提升基础设施,如光大大厦和槟威大桥都在他任内竣工,而且着力于产业转型,亲自率团到国外争取外资,将槟城从一个依靠港口贸易生存的州属逐步转型为马来西亚轻工业、电子工业和科技产业的基地。在民生方面,槟州政府推动许多扶贫配套,努力解决1960年代累积的失业问题,广建公有组屋,因此,林苍祐及其政绩遂成为民政党唯一的政治遗产。
当然,林苍祐可如此顺利地履行职权和推动相关措施,特别是开放、自由和激进的经济政策,与当时联邦政府选择以土著中心的新经济政策背道而驰,主要还是槟城本身独有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吸收外资,进而为联邦政府挹注丰厚的资金,且民政党乃国阵成员党之一,林苍祐跟拉萨、胡先翁和马哈迪始终维持良好关系,不过最重要的是,民政党加入国阵之后在各次选举中掌握实力,被分配到的选区几乎取胜,令国阵霸主巫统缺乏问鼎首长职的理由,又或者过度干预与槟州事务,让前述的条件能够持续发挥作用。
在1974年、1978年两次选举中,民政党角逐的席次比巫统多出1到2席,到了1982年第六届大选,当届乃马哈迪出任首相后的“卫冕之战”,巫统的亲东姑派系蠢蠢欲动,党内不尽然听命马哈迪的指挥,马哈迪要在短期内巩固党内外的权力根基,所以,在槟城州议席分配上,首次将民政党的份额压制在巫统之下,剥夺国阵盟党的政治板块来展示他的个人威信。虽然如此,民政党在1990年以前依然为槟州国阵贡献可观的州席,林苍祐依然稳守首长职,不过,这种权力平衡已逐步倾斜,民政党跟巫统所赢得席次比例逐年失衡,巫统在州政府比重也逐年加深。
显然在1980年代,林苍祐丧失了拉萨、胡先翁时期延续下来的权威,惟基于槟城发展势头能带动国家经济的考量,加上1987年爆发A、B队党争,马哈迪于党内的领导地位受到空前威胁,而在野的民主行动党乘着经济成长放缓和华社的争议性课题,于槟城酝酿反国阵、反巫统的民意,即便民政党处于孱弱状态,马哈迪始终无意对林苍祐动手,唯有透过马华对民政党进行制衡 。
然而,此种权力平衡延续到1990年大选为止生变。民政党胜出席次首度跌破7个,林苍祐参选的巴当哥打亦被行动党攻破,民政党流失槟州华裔选票的迹象昭然若揭,反观巫统上阵12席全数胜出,保持“百战百胜”的状态,顿时成为槟州国阵的最大党,民政党主席林敬益担忧巫统打破往日的天平,向马哈迪争取继续由民政党提名首长人选,希望延续林苍祐为民政党构筑的江山,马哈迪有条件同意林敬益的请求,民政党丹绒武雅州议员许子根得以出任第三任首长。
民政党虽保留一州之长,马哈迪的“孔融让梨”却彻底改变1970年代建立起来的权力平衡,其中包括:许子根面临巫统在国阵、州和联邦的多面夹击,毫无实权可言被巫统党意摆布,成为最孱弱的首席部长;副首长职由巫统议员担任;政策方向进一步被联邦政府捆绑;槟州行政机关的官僚、公务员和县市议员由巫统寡占。
虽说巫统与槟州首长职擦身而过,马哈迪的务实考量却逆转了林苍祐时期的权力架构,表面上保留由民政党领导槟城,实际上,马哈迪的诸多政策构想在没有被质疑声浪之下一一得到实践——例如,引进IT产业入驻、征用农业用地供工业、教育部拨款明显偏袒槟州的国民学校。因此,在1990年槟州首长的委任上,马哈迪以放弃代表性的职位,为巫统党员挣得更加实惠的报酬,而民政党出于保住眼前的首长,须向马哈迪和巫统表示更大的忠诚和妥协,要说许子根2008年败走槟城,倒不如说民政党早在1990年便已跟州政权不道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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