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檳州首長的委任上,馬哈迪以放棄代表性的職位,為巫統黨員掙得更加實惠的報酬,而民政黨出於保住眼前的首長,須向馬哈迪和巫統表示更大的忠誠和妥協,要說許子根2008年敗走檳城,倒不如說民政黨早在1990年便已跟州政權不道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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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是大馬華裔人口最多的州屬,在國家經濟發展上也屬於前列位置,自獨立以來,無論執掌州政府的政黨和聯盟,也甭管是否擁有實權,州首席行政部長都是讓華裔政治菁英出任。
華社政治菁英擔任州首席部長的慣例,是從1957年由馬華公會的王保尼擔任第一任首長開始,1969年第三屆大選,聯盟黨丟失檳州,州政權落入在野的民政黨手中。1974年民政黨應拉薩之邀加入國陣,而生於檳城權貴世家的林蒼祐便因此擔任首長達三十年之久,直到1990年第八屆大選被林吉祥擊敗為止。
林蒼祐任首長期間,在檳城大興土木,積極提升基礎設施,如光大大廈和檳威大橋都在他任內竣工,而且著力於產業轉型,親自率團到國外爭取外資,將檳城從一個依靠港口貿易生存的州屬逐步轉型為馬來西亞輕工業、電子工業和科技產業的基地。在民生方面,檳州政府推動許多扶貧配套,努力解決1960年代累積的失業問題,廣建公有組屋,因此,林蒼祐及其政績遂成為民政黨唯一的政治遺產。
當然,林蒼祐可如此順利地履行職權和推動相關措施,特別是開放、自由和激進的經濟政策,與當時聯邦政府選擇以土著中心的新經濟政策背道而馳,主要還是檳城本身獨有的地理環境有利於吸收外資,進而為聯邦政府挹注豐厚的資金,且民政黨乃國陣成員黨之一,林蒼祐跟拉薩、胡先翁和馬哈迪始終維持良好關係,不過最重要的是,民政黨加入國陣之後在各次選舉中掌握實力,被分配到的選區幾乎取勝,令國陣霸主巫統缺乏問鼎首長職的理由,又或者過度干預與檳州事務,讓前述的條件能夠持續發揮作用。
在1974年、1978年兩次選舉中,民政黨角逐的席次比巫統多出1到2席,到了1982年第六屆大選,當屆乃馬哈迪出任首相後的“衛冕之戰”,巫統的親東姑派系蠢蠢欲動,黨內不盡然聽命馬哈迪的指揮,馬哈迪要在短期內鞏固黨內外的權力根基,所以,在檳城州議席分配上,首次將民政黨的份額壓制在巫統之下,剝奪國陣盟黨的政治板塊來展示他的個人威信。雖然如此,民政黨在1990年以前依然為檳州國陣貢獻可觀的州席,林蒼祐依然穩守首長職,不過,這種權力平衡已逐步傾斜,民政黨跟巫統所贏得席次比例逐年失衡,巫統在州政府比重也逐年加深。
顯然在1980年代,林蒼祐喪失了拉薩、胡先翁時期延續下來的權威,惟基於檳城發展勢頭能帶動國家經濟的考量,加上1987年爆發A、B隊黨爭,馬哈迪於黨內的領導地位受到空前威脅,而在野的民主行動黨乘著經濟成長放緩和華社的爭議性課題,於檳城醞釀反國陣、反巫統的民意,即便民政黨處於孱弱狀態,馬哈迪始終無意對林蒼祐動手,唯有透過馬華對民政黨進行制衡 。
然而,此種權力平衡延續到1990年大選為止生變。民政黨勝出席次首度跌破7個,林蒼祐參選的巴當哥打亦被行動黨攻破,民政黨流失檳州華裔選票的跡象昭然若揭,反觀巫統上陣12席全數勝出,保持“百戰百勝”的狀態,頓時成為檳州國陣的最大黨,民政黨主席林敬益擔憂巫統打破往日的天平,向馬哈迪爭取繼續由民政黨提名首長人選,希望延續林蒼祐為民政黨構築的江山,馬哈迪有條件同意林敬益的請求,民政黨丹絨武雅州議員許子根得以出任第三任首長。
民政黨雖保留一州之長,馬哈迪的“孔融讓梨”卻徹底改變1970年代建立起來的權力平衡,其中包括:許子根面臨巫統在國陣、州和聯邦的多面夾擊,毫無實權可言被巫統黨意擺佈,成為最孱弱的首席部長;副首長職由巫統議員擔任;政策方向進一步被聯邦政府捆綁;檳州行政機關的官僚、公務員和縣市議員由巫統寡佔。
雖說巫統與檳州首長職擦身而過,馬哈迪的務實考量卻逆轉了林蒼祐時期的權力架構,表面上保留由民政黨領導檳城,實際上,馬哈迪的諸多政策構想在沒有被質疑聲浪之下一一得到實踐——例如,引進IT產業入駐、徵用農業用地供工業、教育部撥款明顯偏袒檳州的國民學校。因此,在1990年檳州首長的委任上,馬哈迪以放棄代表性的職位,為巫統黨員掙得更加實惠的報酬,而民政黨出於保住眼前的首長,須向馬哈迪和巫統表示更大的忠誠和妥協,要說許子根2008年敗走檳城,倒不如說民政黨早在1990年便已跟州政權不道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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