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俊奇 | 豎起中指說愛你——艾未未

兒子你給我活得好好的

後來吧，艾未未接受英國廣播公司的訪談，談起自己這麼多年一直流離失所，這麼多年一直像個精神意識上的難民一樣，常常在不同的國家穿梭，西班牙、德國、香港、英國，但就是沒有打算再回到北京落地生根——有一次他告訴兒子說，爺爺啊，可是個很出名的愛國詩人，到現在學校裡的學生都會揹他寫的詩呢，尤其那一句很著名的愛國詩句，然後艾未未就順口唸了出來，“為什麼我的眼裡帶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艾未未的兒子聽了，竟天真地問，“可爺爺怎麼會有個像你這樣的兒子呢？”艾未未聽了，低下頭沉默下來。那沉默裡頭有反思，也有很難說得明白的心酸和委屈，但就是沒有後悔，因為他一直記得母親那時候警告他，兒子你給我活得好好的，你得哭我，你得送我，別讓我為你哭給你送——艾未未的母親在兒子被扣押的時候，對採訪她的媒體嚷，我還有一間四合院呢，如果可以把艾未未救出來，把四合院賣掉我是考慮也不需要考慮的。

而艾未未的兒子當時還小，不明白艾未未對中國的感情越是深厚，越是禁不住愛之深責之切，最終才導致他必須流亡海外——處處離國，艾未未很是想念他的母親，想念得隨時準備好買下一趟航班的機票飛回北京去看她，可是母親每一次都對他說，不要回來，聽話，不要，因為母親老了，沒有辦法承受你再一次入獄或再一次音訊全無的打擊了。

因此後來艾未未把自己的生活圈子縮小了再縮小，不再迷信中國人最愛說的：飯局就是格局，來，咱吃個飯，我來安排——反而生活規律得有點不太像個藝術家，每天準時6點鐘起床，然後上推特，眉眼肅穆地和全世界接軌，把偶爾興起的發表慾，都發揮在推特的書寫上，我記得他說過，“表達需要理由，表達就是理由”，因此在社交媒體上的書寫，對於艾未未來說，也是“實現自己”的一道門徑——所有的書寫都是孤獨的，尤其在推特之前，博客還盛行的時候，艾未未每一次的書寫都是一場長途跋涉，但他不願意放棄在文字的黑洞裡被另外一個渴望被瞭解或同樣對這個世界絕望的人讀到的任何一個可能——就好像我每一次看艾未未接受海外電視臺的訪問，都覺得他的英文用字精準，而且聲調有一種循循善誘的誠懇，把自己的事，說得好像在轉述新聞裡聽回來的別人家的事一樣，他說過，他要用藝術，記載歷史的誠實——可歷史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根本不是值得去探討的一件事，人群車流，電音霓虹，現在的年輕人活在一箇舊價值觀迅速被顛覆被抽空，而新的元素則相互扭曲並急著湧進來的交替時期，他們都覺得根本沒有義務為歷史買單——艾未未聽了微微一笑，諒解但不無悲哀的一笑，他只說了一句，我們其實可以丟掉歷史向前走，但要記住，我們每一個人始終是一粒掉在地上的湯圓，沒有一顆湯圓可以摘掉沾在湯圓上的塵埃。

借作品正視和拷問人性的良善

奇怪的是，我發現外國人好像都特別喜歡艾未未，這喜歡裡頭，我有點懷疑，欽佩比欣賞的分量其實還要重上一些——作為行為藝術家，艾未未最讓世界驚歎的，應該還有他的勇氣，而並不完全是他的才氣。

好幾年前的事了，恰巧人在巴黎，地鐵站到處見得到艾未未的攝影展海報，海報裡有他豎起的中指，充滿挑釁也帶點戲謔，這幾乎成了維權分子艾未未的簽名式。我記得我甚至在地鐵站內，看見一個理著小平頭穿著格紋西裝的俊帥黑人男子，手裡抓著一束香檳色玫瑰，倒退著步伐用力朝開出去的地鐵揮手，然後轉身往第3號線的出口快樂地奔去之前，沒有忘記俏皮地對著艾未未的海報豎起中指——原來他們都記得，這其實是艾未未獨特的向世界問好的方式。

然後那一次，在離開巴黎的前一天，專程趕到協和廣場Jeu de Paume博物館，去捧艾未未在法國首次展開的大型攝影展的場，而且我記得，即便已經接近展期的尾聲，排隊進場的人潮還是比想像中澎湃，當中包括了年紀很輕、衣著很龐克的戀愛中的男女；以及看得出來具有一定藝術修養以及學識氣派的資深藝術公民，甚至，也有好一些在這個價值失衡的世界裡內心焦灼的社運分子——而稍微敏感的群眾其實都會察覺，在艾未未的攝影展流竄的，其實都是充滿審判和窺探意味的氛圍，在很大程度上，和在塞納河畔Musee de l’Orangerie欣賞莫內的荷花的恬靜，是截然迥異的，而我感受到的是，艾未未通過影像企圖營造的視覺震撼和文化衝擊，不斷地和會場的每一位群眾展開藝術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搏擊，並且他揮出的每一記，絕對都不是空拳——其中最具爭論性的，是懸掛著的3幅連環照片，艾未未目無表情，將一個商周時期的陶罐，故意在鏡頭面前鬆開，讓它在眾人眼睜睜的驚愕之下，近乎野蠻無情地給摔破，而這些漢代古董陶瓷花瓶，代表的是中國因為急步擁抱文明而不留餘地遺棄的傳統文化。還有就是艾未未每一次周遊列國都不忘在全世界最具辨識度的知名建築面前豎起中指向世界問好，並同時表示他挑戰成規和極權的招牌動作，然後轉身在德國慕尼黑藝術宮前的牆上，用中文寫下了一個汶川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親紀念她女兒的話：“她在這個世界上幸福地生活了7年。”

我們不都經常在說嗎，藝術展覽，無論是畫作或攝影或裝置，展示的都只是一種景觀，一束概念，一份堅持。而艾未未本身，就算沒有作品的參與，他本身就是一種景觀，隨時對未來反思批判，為弱勢發聲敘述，艾未未的展覽，比如在倫敦泰特現代藝術館長達1000平方米的地板上鋪展的上億顆總數14噸產自中國景德鎮用陶瓷製成的葵花種子，比如汶川大地震留下的9000個學生的書包，都不是一種機遇性的自由行為的臨時虛擬場地，而是投放歷史的記錄和批判法庭。艾未未的創作契機，是因為事件的發生需要通過藝術作品提出質問和爭取平等，它不是建築空間裡頭光影交疊的景觀，它是正視和拷問人性良善的渡口，兩者的分別太大，只是碰巧借藝術作為媒介而已。藝術家必須是個麻煩的製造者——用在艾未未身上特別合適，因為他永遠都保持反抗者而不是承受者的精神和姿勢，就像他經常伸出豎起的中指，那是大軍壓境的時候，他向世界問好的一種方式，你一定要記住，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