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8:23pm 05/03/2022

核威慑

烏克蘭之後的核威懾

作者：Joseph S. Nye, Jr.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再次引發了許多有關核威懾的問題。無論這場可能是長期戰爭的結果如何，它所引發的問題都不會消失。1994 年，為換取美國、英國和俄羅斯的安全保證，烏克蘭交出了其從蘇聯繼承的核武器。但事實證明，上述保證一文不值，而且因為烏克蘭不是北約成員國，它不在美國核保護傘延伸威懾的範圍之內。

那些已經加入北約的前蘇聯共和國情況又如何？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或者美國的亞洲盟友，是否真的受到美國延伸核威懾的保護？威懾可信的前提是核武器必須可用。

但如果過於輕易地使用核武器，那麼一次事故或者誤判就很容易引發一場災難性的核戰爭。為達到有效平衡，我們必須思考核、常規和其他工具的適當組合，然後儘可能地削減核元素。例如，無論面對朝鮮不斷增長的核武庫可能做出什麼樣的恰當反應，均不應包括老布什總統 1991 年從朝鮮半島拆除的戰術性核武器的重新部署。

同樣，對日本而言，美國延伸核威懾的可信度取決於美軍、而非核武器在那裡的部署。通過共同承擔日本軍隊所面臨的弱點，美國建立了一個命運共同體，減少了盟友對被遺棄的擔憂。儘管懷疑論者曾經指出駐柏林的小股美軍不可能保衛這座城市免遭蘇聯攻擊，但事實證明，美國的實際存在對建立威懾及和平結束冷戰所起的作用至關重要。（曾經有段時間，美國也在歐洲部署了核炮；但由於指揮和控制存在風險，上述核裝備後來被移除。）

隨著美國和其他國家繼續對其軍隊進行現代化改造，關於可用性方面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威懾效果取決於心理，而某些分析家認為可用武器的感知優勢可以在危機期間產生影響。其他人，如已故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家羅伯特·傑維斯，卻認為核平衡的所有措施在成功得出上述結論的過程中都太過粗糙。相互確保毀滅是一種條件，而不是一項政策。

事實上，歷史已經證明，不需要很高的使用概率就可以建立生存威懾。儘管美國核武庫仍具有壓倒性優勢，但約翰·肯尼迪總統面對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微小的升級風險仍然感到畏縮。今天，小型精準化核武器變得極為易用，以至於我們已經開始視之為正常；但升級的危險依然存在，而某些軍事目標位於城市附近意味著這種危險會是長期存在的。避免災難更多取決於降低核戰爭的風險——無論有意還是無意——而非改變瞄準規則。

按照風險控制原則，我們可以徹底拒絕某些政策。例如，將核發射權下放給戰場指揮官的“預警發射”協議或許可以增強威懾力，但也會提升非必要挑釁的危險程度。防禦鷹派有時會忘記威懾取決於對手的心理，而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

另一方面，防禦鴿派擺脫可用性困局並安撫對手的建議可能會留下軟弱的印象，從而誘使對手更願意採取冒險傾向。鴿派核戰略家有時會聰明反被聰明誤，他們所制定的詳盡戰略完全脫離實際經驗，而僅僅是基於考量。

作為鷹派和鴿派兩者的中間派，防禦貓頭鷹派非常重視降低風險的操作。相比鷹派扳機的一觸即發，和鴿派從不願意把槍拔出槍套，貓頭鷹派則提供了一種可靠的安全立場。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提醒我們，我們仍生活在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世界，而且從長遠看，我們應竭盡全力削減（雖然不是徹底消除）核武庫。正如物理學家理查德·加文所曾經指出的那樣，“如果今年爆發核戰爭的概率為 1%，如果每年我們都成功將其減少到前一年的80%，那麼所有時刻爆發核戰爭的累計概率將只有 5%。”

核威懾對我們道德生活的心理影響將是另一個需要考量的重要長期後果。神學家保羅·拉姆奇曾將核威懾比作將嬰兒綁在汽車的保險槓上，以期籍此來減緩交通速度，並減少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這種描述並不準確，因為拉姆齊所述情景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焦慮今天的人們無法感同身受。當然，焦慮的缺失並不意味著自滿；相反，它證明了“正義威懾”（即正義戰爭理論的延伸）的合理性，以及對降低核危險的長期關注。

儘管預測長期變化的任何努力幾乎一定會受挫，但我們仍然可以勾勒出未來情景可能的粗略輪廓，並同時隨時準備接受意外的來臨——無論是在技術還是政治層面上。過去，精度方面的技術改進使削減核武器的產量和數量成為可能。

但隨著針對指揮和控制系統網絡攻擊、對衛星的激光打擊以及自動武器系統的興起，一系列全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了。上述類型的風險是我們必須努力預測、理解和減少的。

政治也會發生變化。冷戰期間，意識形態對手逐漸發展出一套默契而明確的道路規則制度，因為各方都意識到避免核戰爭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今天與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競爭未來可能發生任何轉變。在適應變化和意外的同時，我們必須繼續思考我們的決定將對降低核戰爭風險的長期目標產生何種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