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志教授|怡保市的垃圾和市容问题

城市的固体垃圾主要是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先说建筑垃圾，举凡装修建筑项目，按规定都得由建筑或装修商自行负责载走到政府规定地点抛弃。但也有装修商会不按规定，私下找个较近的空旷地乘天黑时分丢弃了事；这就关系到装修商的环保意识和市政廳执法职务的疏忽了。再说，市政廳执法者对乱扔垃圾罚金两千令吉的处理，也会让人联想到它的灵活性。久而久之，违法者就会养成侥幸心理，因为即使给逮着了，有灵活方式处理就方便多了。

市政廳的整体管理机制效率包括垃圾处理之所以低下，可归纳成两个因素。一是市议员委任制。自从上世纪60年代巫统为首的政府废除地方政府选举之后，市政廳的主要官员就由当选的州政府委任，他们主要对自己所属政党负责，不是对市民负责，市民不满动摇不了他们的地位。

二是市政廳的项目管理制度。近年来随着管理风气的转变，为节省开销和提高效率起见，许多项目譬如垃圾处理，改为通过外包的承包制。理论上这是好的转变，但执行起来是否有公平招标、承包公司是否按照签合同条文履行任务、市政廳监管人是否认真执行职务等，就足以耐人寻味了。

据一个怡保人说，他目睹轮值的清洁工人在清理商店后巷的落叶时，将所有落叶都吹进大沟渠里。这样的工作效率不可说不高，因为该承包公司就不必用袋子装落叶运走扔弃了。至于大沟渠是否会因落叶和其他垃圾堆积，造成不流畅或蚊虫因而滋长繁衍，加害环境卫生，就似乎不是该承包公司和市政局的责任了。

顺便再谈一谈曾经发生在雪兰莪加影市议会，对餐饮业者收取额外垃圾费用一事。事缘加影市议会与外包承包商签订合约规定，承包商每天只限定处理商业区每家商店每天240公斤的垃圾，多了不处理，而业者必须另雇垃圾承包商处理。试问这240公斤如何称秤？不见得劳碌的清洁工人真会拿出称量器来称吧？采取这样不实际的规定，可见市政府管理人的智商的确令人怀疑！商家的生意性质不一样，也有生意好差之别，如要按个别生意好坏、垃圾多少收不同费用，请问如此管理能有效率吗？

怡保市人口已从1980年的29.5万增加到2020年的81.4万，增长了2.76倍。据怡保市政廳估计，生活垃圾已增加到每日500吨，折算是人均每日0.6公斤。人均每日0.6公斤固体垃圾，的确很低，但如果加上不经过处理的非法扔弃垃圾，就应不止这个数额。位于西马南端毗鄰的新加坡，垃圾处理应该说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对乱扔垃圾的人或企业处罚之严厉，远近驰名，大马人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述。

反观消费大国美国的纽约市，人均日产生活垃圾是2.5公斤，每年垃圾多达1200万吨。总的来说，纽约街道大体干净和整洁，垃圾管理有条不紊。哪纽约是如何做到的呢？诸君可别看美国人爱谈自由民主，但他们扔垃圾可一点都没有怡保人那么自由。早在1989年，由纽约市民投票选上的市长就通过了“垃圾分类回收法”，规定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垃圾，市民必须分类投放。商店和餐馆的垃圾可在傍晚时分投放到门前固定地点，违者罚款。为了方便市民扔垃圾，市政府在各路口和住宅区都摆放分类垃圾桶。

垃圾虽是废弃物，但纽约每年均收集到120万吨可回收的有机垃圾，处理后可转化成沼气用于发电。另外，纽约还有一项“退瓶法”，顾客每退给商家一个易拉罐、玻璃瓶等可得到5美分，今天有80%的啤酒瓶以及50%的塑料瓶获回收。

诚然，纽约市的垃圾处理仍然存在不少弊病，但是它却是给我们大马市政當局的不作为、不认真办事提供一点好的参考资料。要管好一个城市的环境卫生，市政府、市民和商家的通力合作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