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霖.武力使用的一体两面

在武力使用问题以及责任归咎的主体问题视域下，国际法究竟有没有效力，成为一大值得思考的问题。

1945年二战结束，一个促进和平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诞生了。时至今日，联合国成立的基础《联合国宪章》已有193个签署方。有关维持和平的规则体现在《联合国宪章》的第二条第四款：明确禁止会员国彼此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但仍然允许有两个例外：（1）自卫，（2）安全理事会针对“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采取武力行动。从条约的体系性来看，第二条的地位足以证明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重要性，以至于本条在国际上被公认有着国际强行法（peremptory norms）的效力。

有趣的是，“禁止使用武力”和“精致地使用武力”在现实中共存。尽管国际社会普遍禁止使用武力，但当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却只能通过 “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贯彻禁止武力使用原则，这让武力成为“必要之恶”，不可能全面被禁止。所以，联合国首先要求普遍的禁止武力使用，并由安理会垄断授权使用武力的一方，这构成了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内容。此外，联合国在决策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滞后性，因此成员国有着安理会采取必要行动之前的“自卫权”，同样体现了武力使用的必要性。

武力的使用很多时候并非纯粹的暴力，而是实现正义的手段。如干涉（intervention），对比战争来说规模较小，且往往带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因此不太容易遭受国内反对，是现代国家出兵的最常见理由，其中最典型的干涉就是美国基于人道主义而发起的伊拉克战争。一国在进行干涉的时候，都伴随着自身利益或诉求，这使得对国际法的解释容易产生“双重标准”，使得国家可以更为“精致”地使用武力。俄罗斯在2月24日向乌克兰宣战，总统普汀声称目前在顿巴斯地区讲俄语的公民正遭受种族灭绝的危机，俄罗斯是在试图结束长达八年的压迫与欺凌，这是俄罗斯立足于整场战争的正义性。此外，《新明斯克协议》因2014年乌克兰冲突签署的解决方案没有得到充分执行，也被普汀用来挑战乌克兰的主权。当然，这些只是俄方的片面之词，但总体而言，战争必须师出有名，否则就构成侵略罪。自卫、人道主义干涉或集体安全体制授权下的武力使用，这些理由都足够“精致”。

如今，侵略罪的定义在国际社会中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战争不是说必须先通过审查才能发动的，只要发起方宣战就成立了。当战争避无可避甚至已经发生的时候，与其判断谁是正义的一方，不如关注交战过程中应该遵守的规则，尽可能保护战争中的平民，达到形式上的中立和相对的和平，由此也区分了战争罪和侵略罪。此前新闻报道俄罗斯军事人员杀害乌克兰平民的消息，这种情况就可能构成战争罪。而一旦牵涉到国际刑事犯罪，就意味着个人刑事责任的产生。国家领导人、军官乃至士兵代表的个体此时已无法躲在国家机器的外壳下沾沾自喜，需要被搬上台面接受国际审判，这是因为国家离不开个体。犯罪从来不是由抽象的整体来实施的，而是个体以国家的名义在一种计划、系统的情况下违反国际义务。如果俄方无法给出军事必要性的理由，那么乌克兰平民的死亡将坐实战争方的罪行。

在武力使用问题以及责任归咎的主体问题视域下，国际法究竟有没有效力，成为一大值得思考的问题。诚然，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各国都在为整体合作做出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和国家利益的争夺之间始终存在张力。俄乌战争让我们意识到各个成员国虽然都在各自签署的条约中遵守各自的国际义务并受到相应约束。一旦出现矛盾的时候，对国际法的解释就不再实证化，反而演变为一个连续的决策过程，这往往会导致双重标准，出现为大国利益服务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双重标准不完全错误，因为我们在关注战争的人道主义性质时，不能忽略战争背后的理性与竞争。另外，单纯以法律方法来解释国际法的效力也存在问题，可能发生的例子就是接下来俄乌之外的北约参战问题。要知道，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主体是主权国家，而北约是一个由若干主权国家建立的国际组织，因此该原则也不再适用。由此可见，国际法对国际秩序的构建是有限的。

普汀用行动告诉我们，“决定”国际秩序的很可能不是一条条的法律规则，而是权力的运行过程。然而，这种理由仍然不能让我们导向悲观主义。毕竟，“决定”一词是结果论的，而结果发生之前仍然需要一个又一个的、小心翼翼的规则来进行填充和改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构建国际法体系的这些规则并非毫无意义，因为它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消解这些“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