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通過公民社會之間的聯盟,施壓政黨、企業和廣大民眾,和提高意識,我們無需等待數個世紀,才能進一步實現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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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許多大馬人而言,各領域和機構的性別越來越多元化,已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民主及經濟事務研究所(IDEAS)8人資深管理團隊中,有6名女性。
在許多地方,多元文化根深蒂固,例如提前規劃招聘、培訓和晉升,以確保各個層面的多元化。但有些地方,則敷衍了事,只有最低程度的多元化,以避免被批評。
儘管如此,被公民社會和媒體審查的壓力,應該有助於轉變態度。事實已證明,多元化會帶來更大的創新和生產力。
然而,我們的政治機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下議院中只有不到15% 的女國會議員。
一開始就很少有女性成為候選人:在昨天投票的柔佛州選舉中,239名候選人爭奪56個席位,但只有37名女性。這與遴選候選人有很大關係,在各黨派之間,依然是黨領導人發號施令。
因此,民主化候選人的遴選過程,可能會進一步改善多元化和問責。反跳槽立法迫在眉睫,也為跳槽帶來阻力,因為國會議員會對黨員產生更大的忠誠度,而不僅是對黨領導人。
但是,性別平等並不能保證會做出成績或有誠信。當通過這種固打任命的個人,其表現達不到預期時,這種方式就會受到譴責。這就是為什麼需要對政策,進行長期、可持續的改革。
文化是塑造必要態度的關鍵因素:家庭、更廣泛的社會和大眾媒體。另一個是教育,近年來我們看到了霸凌女孩的案例,及教師和其他權威人士,涉及性虐待的可怕指控。
還有,多年來本地大學錄取的女性多於男性,這進一步凸顯了政治失衡的荒謬性,性別薪酬差距持續存在,並引發了更廣泛的問題,即我們的社會,如何對待有績效和能力者。
在社交媒體Instagram上,“大馬薪酬差距” 所點出的現象,有關薪水的透明度,如僱主的做法和員工的期望,正引起辯論。
一般而言,針對大眾的改革,對女性有顯著影響:例如,民主及經濟事務研究所最近促請每兩年調高最低工資,這將有利於照顧家庭的低收入女性。
更廣泛地說,大馬公民社會應該感謝早年成功推動公民社會組織的先賢和社運分子,獨立初期,首任國家元首後東姑古霞成立穆斯林婦女福利委員會、婦女研究所、女童軍協會等組織。今天,以她名字命名的學校廣為人知,這所學校培育了無數女性領袖。
另外,公民社會直接影響立法的早期例子,是1994年的家暴法令,成功源自於性別平等聯合行動小組等聯盟的努力。
同樣,在愛滋病毒、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流行最嚴重的時候,雖然 99%的感染者是男性,但婦女組織站出來強調,這些男性有妻子、女友和孩子,她們也會受到影響。
如今,正是像Family Frontiers這樣的團體,幫助確保了大馬籍母親的子女,取得大馬公民權。
我希望民主及經濟事務研究所所做的工作,是在經濟與商業、公共財政、民主與治理和社會政策的支柱內,建立一個以自由和正義為基礎的大馬,及向那些辛苦開拓前進道路的組織致敬,它們常為研究型倡導鋪平道路,很多時候也和女性有關。
一些人公開批評這些“自由主義”所作出的努力,標籤人權和民主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代名詞。
我對他們說,與那些因法律改變生活獲改善的人交談。當然,不要忘記我們有自己的地方民主和賦權女性的傳統,例如森美蘭州的米南加保母系社會傳統習俗,在幾個世紀前就證明了這一點。
希望通過公民社會之間的聯盟,施壓政黨、企業和廣大民眾,和提高意識,我們無需等待數個世紀,才能進一步實現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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