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華人如果讀中國歷史,學習中國文化也沒有一份自覺,那也是很讓人擔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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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總高中歷史課本(2020年版)做了大幅度結構框架整調,把原本的“中國史”併入“世界史”之“東亞史”部分。而這“東亞史”學生要讀的內容就包括中國、朝鮮與韓國,以及日本的歷史。畢竟,身為大馬國民,對東亞的認識不能僅止於中國,而是對東亞這區域的瞭解。況且,在大馬人的成長曆程的文化吸收,日本文化和韓國文化也是經常接觸。因而對東亞這區域的歷史文化多有認識,是需要的。
但如果東亞史的教講只是東亞各國的“國別史”,也是有其格局。“東亞世界”這個概念的理論化和體系化,一個重要推動是以日本史學界為前導,其中,東京學派西嶋定生的倡議是重要的奠基者。依據西嶋定生的理論,他指出近代以前之東亞世界,具有一些普遍性共同存在的元素,舉其要者,那就是以中國文化之漢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度。這四要素的共同存在,是近代以前東亞世界,不論是中國、朝鮮、日本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皆賴以形成的骨幹。
舉其一例,談中國藝術的特點,隨意拿幾本《中國文化概論》翻閱,大抵離不開對虛與無的重視。在文學上講究含蓄而餘味,無字處皆有其意;書法追求實處之妙皆因虛處而生;繪畫注重空白處理,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而你若也拿幾本《日本文化》的書來翻閱,也是有提及。你講“氣韻生動”是中國藝術的根本精神,“虛實相生”為中國藝術的基本準則,日本文化也跟你講這一些。“氣韻生動”是日本藝術的神髓。
當然你可以說,這些都是從中國那邊傳過去日本的。日本和服受中國唐朝服飾影響,日本傳統木構建築有唐朝之遺風,日本的漢字和平假名、片假名,都是借取自中國漢字。你要這樣說也沒有錯,但如果你讀東亞歷史及對東亞文化的認知僅止於此,太狂傲,也太膚淺。
我們今天教講東亞史,不僅是東亞國別史的教講,而是至少要了解東亞各國之間的關係究竟應該如何理解的問題。就古代史來說,存在著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朝鮮跟中國王朝的關係較密,但日本則從隋唐以來,自我意識很強,常拒絕或被絕貢於中國的朝貢系統。清朝取代明朝,朝鮮和日本都曾對滿清帝國的合法性提出質疑,甚至在文化藝術音樂、風俗歷史上,他們自居承續“上古正宗”之中華文化,而不是“在中國”當下的滿清王朝。
還有一點也是要意識的,沒錯,隋唐以來,日本先後引進很多中國文化的元素,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很大。但就誠如余英時〈關於中日文化交涉史的初步觀察〉所提醒我們的這卻決不能誤認日本文化的整體是從中國移殖過去的。“日本在大量引進中國文化的個別成份之後,卻根據社會的內在需要另作組織與安排,其結果則是自成一格的日本文明”。例如日文借用大量漢字,並以漢字邊旁或草書化等元素創造了片假名和平假名拼音符號,但這些漢字元素被日文借取後其實是納進日文原有的語法結構之內,而不能跟漢藏語系混為一談。同樣,和服、日式料理等也是如此這般,有其很獨特的日本個性。中國元素只是豐富了日本文化。但若言日本文化都是跟我大中華學來的,那是對歷史的狂妄與無知。
余英時對中國文化常懷敬意,在他身上有著很濃烈以人為重的人文精神。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余英時也提出他的擔憂。這個擔憂其實越來越看得出來。余英時指說:“現在最擔心的是這個時代的中國人民族情緒高昂。民族主義在國家被侵略的時候,是非常重要的一種力量,可是如果自己不是處在侵略之中,而是覺得自己越來越強大,要採取高漲的民族情緒來主導,就會很危險。”(文見何佩然整理〈余英時教授治史經驗談〉)
而大馬華人如果讀中國歷史,學習中國文化也沒有一份自覺,那也是很讓人擔憂的。3月5日,莊華興在董總主辦“直面時代精神:華教運動的論述與實踐”線上講座就直言:“(大馬)華人文化精神與中國民族主義有本質上的差異,我們不希望馬華教育與文化出現民族主義的轉變。”這也是華教工作者應當自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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