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好8點前要到達,我瞄一眼手機上顯示的時間,已經是8點30分,遲到了。並沒想過要遲到,但是,搭地鐵轉線再招電招車,加上早晨的高峰路況,縱使我心急如焚,車輛卻依舊緩緩行駛。這個心急在當下找不著對策。
到達了與母親約定的地點——二樓的手術部門診室,我欲進等候室找人,卻在門口被護士攔下。因為冠病肆虐,那裡只能讓病人在裡面等候,沒人能陪同入內,以減少人流。我告訴護士我必須陪同病人看醫生,因為她聽不明白醫生的口述。護士並沒通融,但也沒讓我特別為難,只說會診時才讓我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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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站在外面的走廊給裡頭的媽媽打電話,讓她安心等會,看醫生的時候我才陪同。外面也有不少陪病人來的人,走廊上沒有椅子讓人歇息,大家只能不斷徘徊,或到樓外透透氣。於是有的人坐在地面,有的人靠著欄杆發呆、聽電話、刷手機。我想,我們心中都有一個渴望,希望自己陪同的病人手中的號碼趕快被“叮咚”。
等候室只有一個入口,隔著走廊和它的,是一面磚牆,讓人看不到室內的情況。我有點納悶,為什麼建築師不選用玻璃鏡面,讓裡外的人都能打個照面?顯然我也不能站在等候室入口太久,那是唯一進出的通道,有兩個護士把守,並設有體溫感應器和MySejahtera的二維碼。一個小角落,如此稠密的人流,把守的護士是有必要讓這個入口保持通暢的。
嘗試打破大腦的慣性
閒著也是閒著,我走到對岸的走廊,望向等候室的入口。這下竟意外讓我看到裡面的情況。在我的視野之內,每個病人都儘量保持距離,櫃檯的醫護人員在幫病人處理手續,偶爾有醫護人員推著儀器經過。我看到了媽媽就坐在裡頭,一顆因遲到而懸著不安的心終於落了下來。我才醒起一個常識:與其站在視覺盲區裡著急,不如走出那個盲區,去找可以眺望的角度。這樣也許就能看到事物不同的面貌,甚至能得到更寬的視野,讓自己有更清晰的概念,不再一味的瞎猜。
入口是我距離媽媽最近的地方,也是被公認該在那裡等候的地方。所以那裡一兩米內都是擁堵的,很多人對此都有一個主觀的思維:“在這裡等就好了。”
其實為什麼一定要在那裡等?
我們很常被主觀思維所主宰。即使前面看到的是一面牆,我們也寧可相信大腦最快傳達的信息,覺得“這裡最靠近、最方便、大家都在這裡等”,而極少讓大腦去自我批判或辨識:在這裡等,是否已是最好的選擇?
刻意的自我批判,不僅能讓自己走出視野的盲區,也能拉拔自己走出舒適圈,去做一些不被大腦慣性公認的事。好比說:空閒時就刷手機。空閒下來,我們很習慣地刷手機,但是,你可曾問自己:是嗎?除了刷手機就沒別的事可做了嗎?為什麼不能看書、看紀錄片、學習語言?你不刻意的去問,大腦就習慣性的傳達給你去刷手機的信號,因為這是自個兒經常、也是大部分人會做的事,自己最初的習慣和認同就把這樣的信息輸給大腦了。
當我們抱著提升自己的念頭去思考,就叫作“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是大腦的“技術活”,能令我們有更恰當的決定。思維的基礎是預測形勢,我們都會面臨複雜的選擇,此時就需要獲取最佳的信息,做出最好的決策。
大腦的天性是惰性,喜歡享受多於思考。這也是很多人更喜歡沉浸在打遊戲、刷手機、追劇、吃喝玩樂裡的原因。因為做這些事情不需要太複雜的思考,大腦不用耗太多精力。這也是為什麼自律的起步總是最困難、最需要時間去磨合的,因為我們必須打破大腦的慣性,刻意去做一些事。但是,帶著批判的思維去觀察大腦,刻意操練它,讓思維活躍,生活也可以不再一味的枯燥。就像一個等候的空間,也能讓思維活躍起來,復新自己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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