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瑋|烏克蘭民主體制埋下的悲劇

烏克蘭採取西方“三權分立”制度，且吸收美國自由主義的資本特色，呈現“小政府”和“大社會”的模式。不同的是，烏克蘭的憲法特點是強化了總統而弱化了政黨，國家權力幾乎完全由總統一人掌握，而政黨發展沒有形成美國“兩黨制”文化。

烏克蘭從建國以來就趨向多黨制。在民主思想貫徹之下，烏克蘭的資本家、教師、演員等等，不同職業者都有機會坐上總統位子，只要靠個人魅力，政黨多數是因應候選人需要而成立，沒能為族群和國家服務，這就可能導致烏克蘭分裂的族群利益長期得不到制度化的調解。

權力結構的“寡頭主義”未清除之下，第二任總統庫奇馬推行了“私有化”經濟改革，自此變相的豢養了一批寡頭利益集團，佔據公共資源而涉入扮演政治角色，使公共行政體系明顯淪為利益集團的“附庸”。因此，英國《經濟學人》報道2014年“全球裙帶關係資本主義指數”中，烏克蘭排名第四，超前東歐和西歐國家。

政黨在民主政治載體中，也是穩定社會秩序的元素，而多黨之間競爭也需制約及平衡多元政黨發展的制度。

由於烏克蘭的政黨體制被弱勢化，家國命運和國家利益就集中依賴總統的權力發揮了。歷任烏克蘭總統一直都像美俄各自操控的“傀儡”，但相較於歷任總統，澤倫斯基正好擁有語言藝術天分，可謂具備優秀領導的條件，既掌握政治信息渠道，又能發揮語言的影響力。於是，他擅用政治語言中的“鼓動功能”，把烏克蘭人民的反俄意識化為抵禦軍事的團結力量；他選擇激進的語言挑戰俄羅斯做出讓步，讓支持反戰立場的媒體完全被他的語言魅力傾倒；他的“敢言”也對反戰團體和非政府組織起很大的作用。

澤倫斯基的個人影響力已超越烏克蘭而被視為世界級領袖，儘管他的政治語言多是藝術家而非政治家的。

缺乏行政經驗和外交視野的澤倫斯基，在現實中把人民公僕演成了悲劇。當面臨美俄勢力壓境時，他沒有退求先“安內”再“攘外”，以化解國內分裂意識為重；他與所有的政治評論家都能預測到戰爭的壞影響，卻仍實現“以卵擊石”的悲壯。

烏克蘭從金錢腐敗、政治危機到戰爭結果的過程，不可能歸咎“西方民主”。因為西方國家的民主體制是受到文化適應的，很多的非西方國家的權力結構和地緣關係各異，應忌諱模仿體制而忽視族群文化適應的問題。尤其是民族歷史和族群流動差異較大的國家，制定政策者應以中立性和包容性為基礎，以建立超越歷史意識形態的國家共識。

或許是“徒有其形”的體制最終害了澤倫斯基和烏克蘭人民！而我們應引以為鑑的是，馬來西亞頻繁的政權更迭對體制的破壞，但願黨派之間能堅守國家共識，自我制約嚴防超越國家利益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