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薪制501落实 企业料转嫁成本

莎玛表示，对各大领域来说，最低薪金制短期造成更高成本，特别是高度依赖外劳的公司，对大企业则影响不大。

大企业可能就此作出相应调整，包括吸纳高成本而减少赚幅，提高生产力或投资改善效益、减少外劳，从而减少其他成本。

莎玛说，公司也可能把增加的成本转嫁消费人，尽管此时这并不实际，因此时面临市场强烈竞争。

至于较依赖人力与财务限制的公司，要即时作出调整是降低成本和转嫁成本措施。

该行说，调高最低薪不会造成公司裁减工人和伤及就业率，很多大企业已开始调高薪金。

达证券认为，总的来说，调高最低薪让公司强化生产力，更多公司可能会投资于新科技与自动化，不再过度依赖外国劳力。

加速迈向自动化

在第11与第12大马计划下，政府制定外劳门槛至不超过劳动力的15%，2021年总共有110万名登记的外国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约7%。若包括未登记的外劳，外国劳动力比率可能更高。

联昌研究认为，这次最低薪大幅调高25%，至1500令吉，将影响经营成本，企业料于2022下半年局部转嫁给消费人。

“对于此时需求疲弱而无法转嫁成本的公司，赚幅与盈利势将下跌。”

联昌表示，更高的最低薪制可吸引外劳到来。

紧随2020年2月从1000令吉调高至1200令吉，大马从5月开始调高最低薪制至1500令吉（357美元），相比印尼、菲律宾、泰国与越南月薪平均157至270美元。

同时，这将可加速国内企业迈向自动化程序，以减少依赖工人。

刺激消费支援内需

达证券认为，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提高最低薪可提高消费与支援内需。

莎玛表示，提高最低薪可改善工人福利，特别在此时城市生活费不断高涨。

从过往情况显示，2013年最低薪调整至900令吉，这推高个人消费，从2013年首季成长6.4%，接下来两季提高至6.9%和8%。

2016年最低薪提高至1000令吉，并且从2016年7月生效；个人消费从2016年第三季的6.2%，提高至2017年首季的6.5%。2019年最低薪资提高至1100令吉，个人开销在实施后的下一个季度微扬0.1%；2020年疫情期间，则未有显著影响。

达证券尚在根据最新宣布来调整GDP和私人消费预测，不过该行预期，私人消费将从早前预测的今年6.2%增长，进一步走高（2021年为增长1.9%）。

联昌表示，调高最低薪金，将可激励低收入群购买力，对消费领域略为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