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語詞典編者碧澄：不要敵視、輕視馬來文

習慣自小養成，碧澄歸功父親。自小家貧，米也只能一斤一斤買，朝不謀夕。父親灌輸的觀念是，要改善家境就得用功、努力，一定要勤勞。也因此，戰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高漲，學潮四起，儘管身邊有很多熱衷學運的同學、學長，他也選擇不參與，專心學業，打零工幫補家用。

50年代學運熱火朝天，學生在校園慷慨激昂演講；學長邀他去家裡看的盡是左翼思想的書；同伴邀他參與聯絡活動，唱跳〈找朋友〉。班上同學一個兩個突然消失，“一種可能回中國了，一些則進入森林（加入馬共）。”

碧澄說，二戰後生活困苦，很多不讀書的少年加入私會黨。再不然受到左翼思想影響，嚮往理想美好生活，反抗殖民與帝國主義，選擇進入森林參與抗爭。“不懂可不可以說是人格分裂，我同情他們又沒有親近。”碧澄坦言，父親當時嚴厲勸阻，要他不要和學運分子走得太近，擔心危險。儘管父子倆都同情學潮，也多少認同他們的思想，卻始終沒有參與行動。

不免聯想起我等年輕這一輩經歷的“抗爭”。淨選盟運動之初，家長不讓孩子外出抗爭，擔心鎮暴部隊、催淚彈、水砲、警方扣留等。碧澄認為不能類比，如若當時冒著危險進森林，不一定會達到目的，還可能一衝出去就給人打死，儼然雞蛋碰石頭。“在當時來說，我也沒有太多選擇。”碧澄認為，生活把人逼得太緊，不去參與抗爭是很自然的選擇，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人生目標。

國語字典編者的馬來文竟然是中學後才學的

碧澄少時的志願是到報館翻譯國際新聞，後來為什麼當上老師？當年鄰居是校長，兒子也報讀日間師訓學院，父親要他找個鐵飯碗，催促他跟著報名。第一次報名不過關，只因太心急，還不足歲。後來，才升上高三，他就肄業轉到師訓上課。
不說不知，那時他才真正開始學馬來文。想不到吧，華裔學子仰賴的國語字典，幕後編者竟然比你我還遲開始學習馬來文！碧澄記得，小學六年級時校長安排了馬來老師來上課，還提前分發課本，怎知當天老師沒來，課本又全數收回。

中學時也沒有馬來文課，為甄拔師訓，他才報名夜間補習班。從小到大他都活在華人社區，講廣東話，周遭沒什麼馬來人，完全沒有說馬來語的環境。“當時的馬來老師很好，學了3個月，我就可以寫信，學會simpulan bahasa（成語）了。”

進入師訓，除了華文，可選第二語文。獨立之初，講師鼓勵選擇國語，即馬來語，全班約70人有60人都選國語。然而，條件是備有初級文憑會考（LCE），碧澄為此花時間看比南利（P. Ramlee）電影，到新聞局或印尼使館索取文宣當讀物進修。眼前這位按表操課的多產作家，可真是自少時就非常自律，是為達目標努力再努力的人呀。

“馬來文還是要學的”

此後，碧澄與馬來語結下不解之緣。雖生活環境馬來朋友不多，可教學、編寫字典都與馬來文為伍。除了中文寫作，他也以真名Lai Choy創作馬來文小說。由國家語文局出版的短篇小說《Migrasi ke Selatan》（南渡），同名篇章榮獲1988／1989年“馬來西亞文學短篇小說獎”。在報章上，他開設欄目每日翻譯一則馬來文新聞，順便講解其中文法。

如此誠心教學、推廣馬來文，碧澄不掩飾灰心，覺得帶來的影響力不大，好像孤軍作戰。把興趣化成寫作、專欄，賺取寫稿費，也收穫滿足感。但他漸漸體會到，原想致力促進社會交流，相互瞭解，其實成效不大。

問及時至今日，似乎一談到馬來文教學相關課題，華社都很有意見。其實生活上、工作上也常用到馬來文，人們卻對這個國家語言頗為抗拒。這名退休教師認為，政府和華社都需負上責任。自獨立初期就端出的國小母語班政策（Pupils’ Own Language，POL）從未良好貫徹。（注：政策之下，國小裡若超過15名家長要求，校方就得開設母語班。）

再來是社會風氣，人們重視英語遠超於馬來文，甚至是母語華語。為方便將來出國深造，或職場所需，許多家長都灌輸孩子英文至上的觀念。於流行文化，碧澄也認為中文電臺常播英文、韓文、日文歌曲，就是沒播馬來文歌，馬來電臺反之亦然。

回想獨立之初，許多年輕人，甚至書記、老闆等專業人士報讀夜學班學習國語馬來文。他教學時，學生多平等看待各個語文，越到後期，英文地位越來越高。“可能是政府政策不夠開通，誠意不足，華社很怕‘得寸進尺’；華社也太過重視孩子升學就職所需，認為英文比較重要。”

也不知讀者是否認同碧澄，抑直搖頭反對？但作為退休教師，縱橫華馬雙語的資深作家，他的忠告是“馬來文還是要學的，不要敵視、輕視。”碧澄說，“我對語文沒有偏見，也自學日文、爪夷文。還是希望學生重視馬來文，三語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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