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企業的模式與獲利保持不變,突然上漲的人力開銷勢必打擊企業的生存能力。
自冠病爆發以來,全球的民生經濟都出現大幅滑落。面對不斷惡化的通膨壓力,政府終於宣佈將最低薪金調高至1500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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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令吉是否夠用?要怎麼算,才能得出合理的最低薪金呢?
根據大馬2019年的貧窮線水平(Pendapatan Garis Kemiskinan),家庭收入若少於2208令吉就算為貧窮家庭。按照此前的最低薪金來算(1200令吉),一對領取最低薪金的夫妻在扣除公積金和社險後的總收入僅為2120令吉(即1060令吉乘以二),也就是仍然低於國家貧窮線。
設立最低薪金的終極目的,無非是為了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需求。因此筆者認為最低薪金的門檻必須高於貧窮線的水平,要不然還有什麼意義?
依據如此簡單的邏輯,2019年的合理最低薪金,早已應該是1252令吉(在扣除公積金和社險後為1104令吉,乘以二後剛好是2208令吉)。
但自冠病爆發後,大馬的經濟活力已是今非昔比。從政府派發的援金數額與提取公積金的人數來看,有越來越多人過著捉襟見肘的苦日子。換句話說,2019年的貧窮線水平將無法準確地評估國內的貧窮家庭人數。
政府是分別在2016年與2019年更新了國家貧窮線的定義。如今相隔3年,政府是否會對國家貧窮線重新做出定義?身處於大數據時代,政府理應做出更精準、更頻繁的數據更新。
即便你我不是經濟學家,從簡單的拉茶指數(Teh Tarik index–筆者自創!)來看,大馬人相較2019年的“有感通膨”至少在兩成以上。類似的漲幅也同樣發生在蔬果、白米等基本食品上。我們若把2019年的1252令吉再追加20%,得出的正好是1500令吉!但考慮到有孩子的話,1500令吉只能說是最低標準(bare minimum)。
回首過去3年,我國的經濟結構並沒有發生驟變。一些特定的行業如旅遊業、酒店業等,甚至還在苦苦掙扎。如果企業的模式與獲利保持不變,突然上漲的人力開銷勢必打擊企業的生存能力。
有鑑於此,政府在調高最低薪金的時候,也必須確保國家經濟生產力與薪酬達至同步的成長(synchronised growth)。假若生產力跟不上薪酬開銷,就等同於揠苗助長、自毀經濟。
至於要如何提高生產力早已是老調重談。什麼加強國家教育素質,開放人才、外資,加強自由競爭等,都是步入先進經濟體的先決條件。問題是政府是否有足夠強大的信念,去克服一些政治上的攔阻?
無論如何,提高最低薪金是對我國低收入群體的一大福音。在法案通過以後,僱主也將被迫更積極地進行企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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