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進入居鑾中華中學就讀初中一。當時鑾中的新校址剛剛建立,一切從頭開始,只有基本的校舍和設施,花草樹木還未成長。校舍建立在一個小山崗上,四周都是紅色的泥土,我們稱之為紅崗上的鑾中。
鑾中當時有一個很大的草場,草場內有很大的足球場。草長起來了,卻夾雜著很多含羞草,不利於運動和踢足球。我記得當時的校長王瑞壁先生髮動了全校師生,輪流到草場上去拔含羞草。大家用手巾護著手,用鉗子去拔,相當“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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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時我沒參與什麼運動項目,只是喜歡踢足球,常常在足球場上奔跑,足球還算踢得不差。初中畢業,高中一月,後離校,去做了勞動者,便再也沒什麼機會踢足球了。
1968年我“機緣巧合”的進入麻坡政治扣留營,成了政治扣留者。麻坡政治扣留營可愛的地方是它有一個不大不小的足球場,足夠10個人奔跑追逐,踢一場愉快的足球。我們常常在下午,接近傍晚時分踢球。有時在滂沱大雨中踢球,在積水的草地上奔跑,打滾。雨水、汗水、泥濘和赤裸的身體攪拌在一起,球賽正酣,真夠刺激。不論你是大學生、大律師、專業人士、政黨領袖、幹部,一律平等,都在泥水裡跑跳,打滾,我們的友情更加深厚。
我們有時意外的把球踢到高牆外,就向看守員報告:“球踢到牆外去了。”看守員說:“好的,好的。我去把它拾回來。”不久看守員回來說:“球被外面的小孩撿走了,沒關係,我去拿一粒新球給你們。”
營方辦事處二樓有一扇窗面向營內,窗下還隔著一道小圍牆和一扇大鐵門。平時營方的人會從窗內觀察營內的動態,觀察扣留者的活動,同時也看看值班的看守員有否偷懶。當我們在營內搞抗爭,示威遊行,高喊口號的時候,營方的人就在這扇窗口內拍攝和向上級報告。
我們當時大多二十幾歲,有些是還不到20歲的年輕人,天真,頑皮的天性還在。我們在想如何把足球踢進那扇窗口,而又看起來是個意外。我們心裡偷偷的笑,如果真的把球踢進窗內,一定是乒乒乓乓,雞飛狗走的,肯定很有趣,營方也肯定會有相當大的反應。我們幾個球友也真的在非正式踢球時,找一個適當位置,比賽看誰能把球踢進窗內。但踢了好多次都失準,真的沒人能踢進窗內,又考慮到也許會造成窗內人員的受傷,我們幾個善良的人,最後終於放棄了這個念頭。
自那以後,我就更多的注意那扇窗口了。我喜歡站在一棵檳榔樹下望向窗口。有一天,當我認真的望向那扇窗時,看到一位美少女站在窗前。她正望向窗外,就是這麼巧的四目交投。美少女微微一笑,含羞答答的趕快退回窗內。從此以後,每天早午晚我都要望向窗口,雖然不是每天,但總是能看到美少女含羞答答的站在窗前,給我一個可愛的微笑。這個意外的收穫,在扣留營的生活中,給了我像踢足球一樣的愉快。
我從未忘記那動人的微笑
那個美少女是扣留營的女文員,我記得大概只有兩位女文員吧,一位年紀較長,也比較少遇見,他們在辦事處內做文書工作。美少女平時穿著馬來裝,披頭巾。扣留營屬於監獄部,有時她們也穿上監獄部的制服,戴著帽子。不管她穿著什麼,都能突顯她均勻而相當性感的身材。一副漂亮的面孔,皮膚白皙,但樣貌當然是馬來少女,還有一雙明亮和水汪汪迷人的大眼睛。她的氣質讓人感覺到的是友善、親切、真誠、活潑又帶點強悍。面對這樣的美少女,哪個年輕小夥子能不心動?
後來我才知道她是從麻坡縣一個小甘榜來的。中五畢業後,家貧,只好出來工作。聽說她去政治扣留營工作,一些親戚朋友,還有她的上司都給她勸告:“扣留營內的扣留者都是壞人、共產黨、恐怖分子。千萬不要跟他們近距離接觸,交談,也不要看他們,因為他們會通過眼神,影響你的思想。”
但是,她還是偷偷的看了營內的扣留者。有時扣留者因為家屬探監,去醫院看病,看牙醫,配眼鏡或其他事務,而到辦事處或經過辦事處,還是會有近距離的接觸。年復一年,時間久了,慢慢的認識到,感覺到這些扣留者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麼壞,不像一般的罪犯,一點都不可怕,反而是越覺得可愛。他們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大都是知識分子、中學生、學院生、大學生,或是社團、政黨領袖,個個都很有教養,文質彬彬,遵守紀律。對這位美少女來說,更重要的是,這些年輕的扣留者大都英俊瀟灑,怎不教她心動呢。
“哪個少年不善鍾情,哪個少女不善懷春。”就這樣,少女常常在窗前偷偷的看我們這群帥哥,同事問她:“你在看什麼呀?”少女支吾的說:“我看那棵檳榔樹幾時開花。”有時候,少女站在窗前太久而遭到上司的訓斥。
每次她站在窗前,我便站在那棵檳榔樹旁望向她。四目交投的時候,她總是給我一個動人、可愛和羞澀的微笑,然後急速的走進辦事處。我也設法找機會經過辦事處,嘗試和她近距離接觸。我看醫生的次數越來越多了,其實我比其他同伴都健康。有一天,我又去看醫生,由一位對我們很好的年長看守員陪伴去醫院。我們剛剛走出大門沒幾步,美少女就從外面走來,也許正要上班吧。真的是近距離,我終於有機會和她對話了:“嗨,你好。”她非常親切的回答:“你好。”她那天沒戴頭巾,或者還沒戴上吧,滿頭秀髮。近距離看她的面孔,身材,哎喲,實在是一位美人兒。我壯著膽子問她:“你叫什麼名字?”她親切地答:“Aziyun.”
自那一次近距離接觸後,我們還有好幾次的接觸。窗內窗外的互望,也變成了通過眼神的情感傳遞。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政治扣留者從麻坡扣留營集體搬遷為止。
Aziyun這個名字,幾十年了,我從未忘記。那棵檳榔樹,那個窗口,還有那羞澀動人的微笑,常常在我的腦際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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