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反性骚扰法案》漏洞多 这支“保护伞” 保护了谁?

原本排在3月份的国会会议二读，但过后展延至下一次的国会）　

“基于国会二读通过法案的程序无权修改法案内容，我们希望把法案转交给妇女、儿童事务及社会发展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检讨法案条款。”

她说，公民组织除了极力取得朝野国会议员的支持以修改法案，同时希望全民结集力量，推动立定更完善的反性骚扰法令。

她促请民众配合公民组织推动的“检讨反性骚扰法案”运动，到网站（chng.it/Z7JcgF4X）签名支持。

《2021年反性骚扰法案》

内容有哪些看点?

《2021年反性骚扰法案》是在2021年12月15日，由妇女、家庭及社会部副部长拿督茜蒂再拉提呈至国会下议院一读。

此法案赋权成立反性骚扰仲裁庭审理性骚扰投报，任何遭受性骚扰的人士可依法索偿。法案也旨在宣导关于反性骚扰的醒觉及处理性骚扰有关的事项。

法案第二条文阐明，性骚扰是指以任何不受欢迎的形式（无论是口头、非口头、视觉、手势或肢体），对另一人造成冒犯、侮辱或威胁其安宁。

仲裁庭一旦收到任何人关于性骚扰事件的投报，即负责审理和做出裁决。但仲裁庭可驳回该庭认为琐碎或麻烦（menyusahkan）的性骚扰投诉。

诉讼过程不对民众开放

诉讼程序期间，诉讼过程不对一般民众开放，而诉讼程序涉及的每一方可出席听审，但没有任何一方可由律师代表。若涉及者未成年或没能力，可由友人或诉讼监护人代表，而仲裁庭有权对此施加合理的条件，保障诉讼的另一方。

仲裁庭必须在60天内（从启动诉讼程序的第一天算起），颁布命令作为裁决，同时需以书写方式阐明命令的理据。

法案第19条文阐明，仲裁庭可颁布的命令分为4种：（a）指示答辩人向申诉人发出道歉声明；(b)若是在公共场所的关性骚扰行为，答辩人必须根据命令所指定的方式做出道歉；(c) 答辩人必须缴付不超过25万令吉的赔偿给申诉人，补偿性骚扰导致的损失或损害；(d)指示涉及人士参与仲裁庭认为必要活动。

法案说明，仲裁庭的命令被视为最终决定，对诉讼各方具有约束力，如法庭指令般必须受到各方遵从，否则可被对付。但是，若任何诉讼一方不满意裁决，可向高庭申请，挑战仲裁庭的命令。

公民组织要求在《2021年反性骚扰法案》新增的条文

1）禁止性骚扰

内容：任何人不得对他人进行性骚扰。

2）禁止协助进行性骚扰

内容：任何人不得要求、指示、诱导、鼓励或协助他人进行性骚扰行为，或进行此法令下任何违法的行为。同时，任何人存心省略提供与受其照顾人士有关的性骚扰信息，这做法应被视为诱导、鼓励或协助他人进行性骚扰行为，或进行此法令下任何违法的行为。

3）阐明预防和处理性骚扰的机构职责（Organisational Duties）

内容：采取适当的步骤以预防性骚扰和打造没有性骚扰的环境，理应是政府、个人、团体和机构，无论属于国立或私立单位的义务。

4）纳入“遭受迫害”（Victimisation）条文

内容：任何人不得针对性骚扰事件，迫害他人或任何有关人士。

5）成立监督委员会

内容：成立监督委员会，成员必须拥有性骚扰有关的经验、知识和专业，负责劝告、监督和支持法令的执行。

公交工具停车场食堂等

性骚多发生在公共场所

很多时候，性骚扰事件都发生在公共场所。

为了研究国内公共场所性骚扰事件的课题，ENGENDER Consultancy、Sisterhood Alliance和Red Dot基金会联合展开一项关于《处理在马来西亚公共场所发生的性骚扰事件》的全国性研究，并在2020年11月发布报告。

研究结果显示，共654名受访者（80%为女性和20%为男性）当中，其中383人（58.6%）曾在公共场所经历性骚扰事件。当中，有167名女性受害者，曾遭到2至5次的性骚扰。

报告列出的公共场所是公共交通工具（如巴士、火车和德士）、行人道或路边路缘石、建筑内的共用空间（如停车场、食堂、大堂和接待处）、购物商场、在路上、游乐场、膜拜场所、用餐场所（如餐馆和咖啡馆）、酒吧或俱乐部，以及社区礼堂和体育中心。

报告说，70%%的受访者经历的公共场所性骚扰事件，是发生在日间。其形式包括肢体触碰（33%）、口头（31%）、非口头（19.4%）和视觉（16.9%）。同时，性骚扰的肇事者分为朋友（33%）、陌生人或路人（36.3%）、在受害者生活中短暂存在的人如同龄人或熟人（18.2%）、与受害者有家属联系的人（2.5%）和权威人士（6%）。

因此，17个公民组织向政府提呈的备忘录说明，性骚扰不仅限于两人之间，而是发生在某个案发地或环境中，包括职场、大学、校园、公共交通等。

吁法案须涵盖机构职责

他们主张，机构职责必须涵盖在法案内，具体规定雇主、大学、公共交通营运单位，以及其他机构管理层必须采取哪些措施，以防止及处理各自单位中所发生的性骚扰事件。这些措施包括禁止性骚扰、规定进行有关性骚扰的基本培训，以及设立性骚扰投诉的处理机制。

他们认为，一旦明文规定机构职责，受害者可选择与该机构处理性骚扰问题，而这个方式对于受害者而言往往更可取。例如：与仲裁庭相比，一名学生或更愿意向学生事务所举报性骚扰事件。

锺咏仪：或遭报复

须确保举报者安全

当你申诉遭到性骚扰时，其中一个或面对的后果是：遭到报复。

因此，公民组织提出的其中一项重点要求，是拟定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反性骚扰法案，确保受害者举报自身的经历时感到安全。

若告发上司恐失工作

妇女醒觉中心资讯负责人锺咏仪受访时举例说，在现在的环境里，受害者被性骚扰后，从投报到处理投报的过程，对受害者都极不友善，反而不利于受害者。举例说，一旦被上司性骚扰，受害者告发上司的话，会否遭到报复失去工作？

她说，妇女醒觉中心处理的一项真实个案例，一名女性被上司性骚扰后向劳工局举报，但案件不了了之，该女性最后宁愿辞职。

她说，即便在一些个案里，受害者获得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去报警，但一些警员会说：“没什么的，都没动到你”或者“可能因为你漂亮嘛”的话语。当受害者难以提出证据时，甚至被质疑是受害者自找的，比如被问“你是不是穿得太性感？”。

她点出，我国现有的雇佣法令和刑事法典都没有直接涵盖性骚扰的范围，无法塑造对受害者右友善的环境。若这些挑战无法解除，则会让更多性骚扰事件被扫到地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