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反性騷擾法案》漏洞多 這支“保護傘” 保護了誰?

原本排在3月份的國會會議二讀，但過後展延至下一次的國會）　

“基於國會二讀通過法案的程序無權修改法案內容，我們希望把法案轉交給婦女、兒童事務及社會發展國會特別遴選委員會，檢討法案條款。”

她說，公民組織除了極力取得朝野國會議員的支持以修改法案，同時希望全民結集力量，推動立定更完善的反性騷擾法令。

她促請民眾配合公民組織推動的“檢討反性騷擾法案”運動，到網站（chng.it/Z7JcgF4X）簽名支持。

《2021年反性騷擾法案》

內容有哪些看點?

《2021年反性騷擾法案》是在2021年12月15日，由婦女、家庭及社會部副部長拿督茜蒂再拉提呈至國會下議院一讀。

此法案賦權成立反性騷擾仲裁庭審理性騷擾投報，任何遭受性騷擾的人士可依法索償。法案也旨在宣導關於反性騷擾的醒覺及處理性騷擾有關的事項。

法案第二條文闡明，性騷擾是指以任何不受歡迎的形式（無論是口頭、非口頭、視覺、手勢或肢體），對另一人造成冒犯、侮辱或威脅其安寧。

仲裁庭一旦收到任何人關於性騷擾事件的投報，即負責審理和做出裁決。但仲裁庭可駁回該庭認為瑣碎或麻煩（menyusahkan）的性騷擾投訴。

訴訟過程不對民眾開放

訴訟程序期間，訴訟過程不對一般民眾開放，而訴訟程序涉及的每一方可出席聽審，但沒有任何一方可由律師代表。若涉及者未成年或沒能力，可由友人或訴訟監護人代表，而仲裁庭有權對此施加合理的條件，保障訴訟的另一方。

仲裁庭必須在60天內（從啟動訴訟程序的第一天算起），頒佈命令作為裁決，同時需以書寫方式闡明命令的理據。

法案第19條文闡明，仲裁庭可頒佈的命令分為4種：（a）指示答辯人向申訴人發出道歉聲明；(b)若是在公共場所的關性騷擾行為，答辯人必須根據命令所指定的方式做出道歉；(c) 答辯人必須繳付不超過25萬令吉的賠償給申訴人，補償性騷擾導致的損失或損害；(d)指示涉及人士參與仲裁庭認為必要活動。

法案說明，仲裁庭的命令被視為最終決定，對訴訟各方具有約束力，如法庭指令般必須受到各方遵從，否則可被對付。但是，若任何訴訟一方不滿意裁決，可向高庭申請，挑戰仲裁庭的命令。

公民組織要求在《2021年反性騷擾法案》新增的條文

1）禁止性騷擾

內容：任何人不得對他人進行性騷擾。

2）禁止協助進行性騷擾

內容：任何人不得要求、指示、誘導、鼓勵或協助他人進行性騷擾行為，或進行此法令下任何違法的行為。同時，任何人存心省略提供與受其照顧人士有關的性騷擾信息，這做法應被視為誘導、鼓勵或協助他人進行性騷擾行為，或進行此法令下任何違法的行為。

3）闡明預防和處理性騷擾的機構職責（Organisational Duties）

內容：採取適當的步驟以預防性騷擾和打造沒有性騷擾的環境，理應是政府、個人、團體和機構，無論屬於國立或私立單位的義務。

4）納入“遭受迫害”（Victimisation）條文

內容：任何人不得針對性騷擾事件，迫害他人或任何有關人士。

5）成立監督委員會

內容：成立監督委員會，成員必須擁有性騷擾有關的經驗、知識和專業，負責勸告、監督和支持法令的執行。

公交工具停車場食堂等

性騷多發生在公共場所

很多時候，性騷擾事件都發生在公共場所。

為了研究國內公共場所性騷擾事件的課題，ENGENDER Consultancy、Sisterhood Alliance和Red Dot基金會聯合展開一項關於《處理在馬來西亞公共場所發生的性騷擾事件》的全國性研究，並在2020年11月發佈報告。

研究結果顯示，共654名受訪者（80%為女性和20%為男性）當中，其中383人（58.6%）曾在公共場所經歷性騷擾事件。當中，有167名女性受害者，曾遭到2至5次的性騷擾。

報告列出的公共場所是公共交通工具（如巴士、火車和德士）、行人道或路邊路緣石、建築內的共用空間（如停車場、食堂、大堂和接待處）、購物商場、在路上、遊樂場、膜拜場所、用餐場所（如餐館和咖啡館）、酒吧或俱樂部，以及社區禮堂和體育中心。

報告說，70%%的受訪者經歷的公共場所性騷擾事件，是發生在日間。其形式包括肢體觸碰（33%）、口頭（31%）、非口頭（19.4%）和視覺（16.9%）。同時，性騷擾的肇事者分為朋友（33%）、陌生人或路人（36.3%）、在受害者生活中短暫存在的人如同齡人或熟人（18.2%）、與受害者有家屬聯繫的人（2.5%）和權威人士（6%）。

因此，17個公民組織向政府提呈的備忘錄說明，性騷擾不僅限於兩人之間，而是發生在某個案發地或環境中，包括職場、大學、校園、公共交通等。

籲法案須涵蓋機構職責

他們主張，機構職責必須涵蓋在法案內，具體規定僱主、大學、公共交通營運單位，以及其他機構管理層必須採取哪些措施，以防止及處理各自單位中所發生的性騷擾事件。這些措施包括禁止性騷擾、規定進行有關性騷擾的基本培訓，以及設立性騷擾投訴的處理機制。

他們認為，一旦明文規定機構職責，受害者可選擇與該機構處理性騷擾問題，而這個方式對於受害者而言往往更可取。例如：與仲裁庭相比，一名學生或更願意向學生事務所舉報性騷擾事件。

鍾詠儀：或遭報復

須確保舉報者安全

當你申訴遭到性騷擾時，其中一個或面對的後果是：遭到報復。

因此，公民組織提出的其中一項重點要求，是擬定以受害者為中心的反性騷擾法案，確保受害者舉報自身的經歷時感到安全。

若告發上司恐失工作

婦女醒覺中心資訊負責人鍾詠儀受訪時舉例說，在現在的環境裡，受害者被性騷擾後，從投報到處理投報的過程，對受害者都極不友善，反而不利於受害者。舉例說，一旦被上司性騷擾，受害者告發上司的話，會否遭到報復失去工作？

她說，婦女醒覺中心處理的一項真實個案例，一名女性被上司性騷擾後向勞工局舉報，但案件不了了之，該女性最後寧願辭職。

她說，即便在一些個案裡，受害者獲得非政府組織的支持去報警，但一些警員會說：“沒什麼的，都沒動到你”或者“可能因為你漂亮嘛”的話語。當受害者難以提出證據時，甚至被質疑是受害者自找的，比如被問“你是不是穿得太性感？”。

她點出，我國現有的僱傭法令和刑事法典都沒有直接涵蓋性騷擾的範圍，無法塑造對受害者右友善的環境。若這些挑戰無法解除，則會讓更多性騷擾事件被掃到地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