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雪梅.看来赌竟比诈骗更可恶

今年首两个月，诗巫警方把33个涉及诈骗的男女告上法庭，无论涉骗金额仅250令吉或多达4万令吉，一律在1958年砂轻犯罪法令37（1）条文下，罚款500令吉了事。今年3月一名青年因在黑万投注了7组号码被逮，而被判罚款8100令吉。虽是抵触不同的法令，但摆在同一台面一看，不可思议的是投注黑万似乎更罪大恶极。

司法处罚结果和人们的认知有巨大的反差，是在传递一个强烈的讯息──执法和司法已落伍了跟不上时代需求。无论是因为司法的局限，还是执法单位能力不足，都可能已和时代脱节。在这情况下，该做的不能做，但又不能什么都做，唯有挑软柿子捏。

以下这两段话经过无数年淬炼，值得省思：

“人的立法是否有法律的特色，全看是否符合正直的理性……如果立法偏离理性，则应宣告为不义，因为它不再符合法律的定义；而更好说是一种暴力。”

“……权威的任务是尽其所能确保社会的公益……以合乎道德的方法来的寻求公益，才算是合法的行使权威。若掌权者制定不义的法律，或采用违反道德秩序的方法，这些措施没有束缚良心的力量。在这情况下，权威自动消失而转变成为迫害。”

因为对付不了狡猾的老千，只好退而求其次，把极可能不是诈骗团伙的核心和主导人带控上庭轻罚“交代、交代”，是个大型捏软柿子活动。逮不到顽固的非法黑万经营者，只好对投注者开罚，是在用猛力捏软柿子。重罚赌博，轻罚诈骗给我们展示这逻辑──赌博，向非法投注站，比参与诈骗更该罚，是更严重的不法行为，是在费劲砸软柿子。如此偏离现实和理性的处罚，且不评断公不公允，但是不是一种暴力和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