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二那年,我在华文课读到〈桃源行〉一诗,而在中四那年,再读到〈桃花源记〉一文。当时不晓得两者的关系,更没想到何者为先与何者为后的问题,当然更没深究桃花源的背景。老师虽也指出桃花源实际上并不存在(今湖南省桃源县南部,有桃源山,却没有桃花源这样的村子),但似乎没有进一步讲解何以作者要虚构这么一个故事。
最近重读上述作品,觉得课本编者应先编〈桃花源记〉,后编〈桃源行〉,如能把两者编在同一年级(中四)那就更好。当时的编者可能只考虑到两者的“深浅”问题,也许认为诗歌比较容易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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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作者为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他出身贫寒,少年时曾有远大的理想,想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但他3次出仕,3次退隐。彭泽令只做了八十多天,即决定辞归田园,“躬耕自资”。那时他只有41岁。晚年贫病交迫,在“窥灶不见烟”(〈咏贫士〉)的窘况中郁愤而终。
陶渊明一生不得志,虽也与他的个性有关,但统治阶层的内斗与外族的伺机入侵,内忧外患,导致国家社会的动乱与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则是主因。他虚构故事,却有条有理,令人信以为真,但不忘留下伏笔,目的是叫人不必再去寻找。渔人离开桃花源时,曾“扶向路,处处志之”;他把所见所闻告诉太守,“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他更搬出爱游山玩水的“高尚士”刘子骥来佐证,“闻之,欣然欲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作者虽以想像为主,但仍以现实为依归。他以晋太元(孝武帝,376-396)为时代,武陵(今湖南常德县)为地点,一名渔人为主角。先见“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再介绍桃花源的特殊情形——“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居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隔绝”。渔人离去时,居民吩咐渔人“不足为外人道也”,已暗示如向外人道将不会有结果。
陶渊明生于乱世,不满现实,期望有个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人人自由平等,没有战争,没有徭役。这种理想社会,当时只是妄想,只有寄托于幻想。
〈桃源行〉的作者是王维(701-761,或698-759),唐代著名诗人,长于五言律诗,更工书画、善音律。他有“诗佛”之称,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一些诗具有诗、画、音乐三结合的特色。〈桃源行〉以“古风”的形式来叙事,每句7字,注重押韵。〈桃源行〉和〈桃花源记〉单在形式方面,就有明显的差别。
全意是空想的国家
在王维的眼里,那地方的人已和仙人无异,对于人世间的纷扰全然不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山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这几句抒发了作者的佛道思想,与陶渊明的避世思想有所不同。
无论如何,陶渊明和王维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的境地,只是说得比较空泛,不够周详。后来西方有人提到“乌托邦”,那就具体得多了。“乌托邦”(utopia)原是拉丁语,本意是现实中并没有的一个美好地方,引申为很理想但不可能实现或完成的好事情。华文依照音译,十分传神:“乌”为乌有,“托”为寄托,“邦”为邦国,全意是空想的国家。一般字典把这字的意思解作“空想的完美境界”。广义来说,凡是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主观理想的愿望或方案都可称为“乌托邦”。
其实“乌托邦”一字出自英国的一名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他以拉丁文写了一部叫做《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英译为Of a republic’s best state and of the New Island of Utopia)的书,人们习惯简称为《Utopia》。
笔者写此文,乃有感而发。如今天下纷扰,冠病病毒肆虐仍未结束,乌俄激烈战事爆发,天灾处处发生,世界什么地方才有桃花源?过了1600年,世外桃源依然是个幻想境界,最大可能是在我们的梦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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