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記〉、〈桃源行〉以及《烏托邦》/碧澄（甲洞）

中二那年，我在華文課讀到〈桃源行〉一詩，而在中四那年，再讀到〈桃花源記〉一文。當時不曉得兩者的關係，更沒想到何者為先與何者為後的問題，當然更沒深究桃花源的背景。老師雖也指出桃花源實際上並不存在（今湖南省桃源縣南部，有桃源山，卻沒有桃花源這樣的村子），但似乎沒有進一步講解何以作者要虛構這麼一個故事。

最近重讀上述作品，覺得課本編者應先編〈桃花源記〉，後編〈桃源行〉，如能把兩者編在同一年級（中四）那就更好。當時的編者可能只考慮到兩者的“深淺”問題，也許認為詩歌比較容易理解吧。

〈桃花源記〉作者為陶淵明（365-427），東晉詩人。他出身貧寒，少年時曾有遠大的理想，想為國家做一番事業。但他3次出仕，3次退隱。彭澤令只做了八十多天，即決定辭歸田園，“躬耕自資”。那時他只有41歲。晚年貧病交迫，在“窺灶不見煙”（〈詠貧士〉）的窘況中鬱憤而終。

陶淵明一生不得志，雖也與他的個性有關，但統治階層的內鬥與外族的伺機入侵，內憂外患，導致國家社會的動亂與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則是主因。他虛構故事，卻有條有理，令人信以為真，但不忘留下伏筆，目的是叫人不必再去尋找。漁人離開桃花源時，曾“扶向路，處處志之”；他把所見所聞告訴太守，“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他更搬出愛遊山玩水的“高尚士”劉子驥來佐證，“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作者雖以想像為主，但仍以現實為依歸。他以晉太元（孝武帝，376-396）為時代，武陵（今湖南常德縣）為地點，一名漁人為主角。先見“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桃花林，再介紹桃花源的特殊情形——“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居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絕”。漁人離去時，居民吩咐漁人“不足為外人道也”，已暗示如向外人道將不會有結果。

陶淵明生於亂世，不滿現實，期望有個和平、安定的生活環境，人人自由平等，沒有戰爭，沒有徭役。這種理想社會，當時只是妄想，只有寄託於幻想。

〈桃源行〉的作者是王維（701-761，或698-759），唐代著名詩人，長於五言律詩，更工書畫、善音律。他有“詩佛”之稱，蘇軾說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他的一些詩具有詩、畫、音樂三結合的特色。〈桃源行〉以“古風”的形式來敘事，每句7字，注重押韻。〈桃源行〉和〈桃花源記〉單在形式方面，就有明顯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