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莫3小时的访谈终于结束,中国大妈向官员致谢后,冷不防歪头问我:“翻译员,听你的口音不像中国人,你是哪国来的啊?加拿大?美国?”她一双眼睛直直盯着我,对我的来历满腹好奇和疑惑。我什么也没说,微笑点头,转身离开访谈室。大妈你再怎么猜,也不会猜到我这个匿名的译者是个马来西亚籍华人。
回到办公室,找了张空椅子坐下,默默灌下一杯水。3小时的口译,喉咙都沙哑了,脑袋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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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负责接电话的阿拉伯裔同事莫欣喊着。我快步走到办公室另一端,拿起话筒,清了清嗓子后说:“喂,你好。”结果对方一股脑说了一长串我听不懂的话。
“凤,我觉得是越南语……”凤是我的越南籍同事,她迅速拿起话筒,回复了对方的询问,然后作状瞪了莫欣一眼。这也不能怪莫欣,毕竟对一个阿拉伯人来说,华语和越南语听起来大同小异吧。
倒是凤平常和我们用英语交谈时语气尖细清脆,一切入越南语模式马上变得急促洪亮。像是原本在你耳边轻声细语的周慧敏,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大嗓门袁咏仪。
我和凤、莫欣,还有其他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在联合国难民署驻曼谷办事处担任口译员。从事文字翻译工作多年,早已习惯藏身于文字背后的我,在旅居曼谷时申请到了这份联合国难民署的口译员工作。
当来自不同国家的寻求庇护者前来联合国难民署求助,或与官员访谈时,我们“现身”担任口译员。其他时候,我们则“隐身”于电脑前翻译文件。这些文件是寻求庇护者所准备的资料,里头有他们的身分证明、旅游证件和结婚证,也有医疗、审判和监禁的记录,以及他们被迫害的原因。
有的贴满了剪报,有的字迹模糊潦草。为了获得难民资格,寻求庇护者必须证明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遭受迫害而不得不逃离。这些文件,密密麻麻载明了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而被迫害的惨痛经历。
我后来才发现,这些文件永远都翻译不完,总是很快地就塞满了办公室的档案柜。
日复一日接触无比沉重的故事,这份工作的精神压力很大,唯一好处是可以准时下班。联合国大楼附近有个小码头,偶尔下班后心情郁闷,想看看不同的风景,我会搭船沿着运河返回市中心。船身穿过曼谷的旧社区,我用简单的泰语向检票员说明目的地,试着冒充当地人,隐身于这个城市之中。
也因为这份工作,我才了解,对很多人来说,这“隐身”是多么可贵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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