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維持我意志的，不是仇恨，是希望
電影《十年》中的短篇〈自焚者〉曾用特效模擬未來的香港上空，厚重大霧灰茫密攏，彼時導演周冠威曾經看得清時局，精準命中香港後來的境遇。歷經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昔日昂揚的國際金融之都忽而滄桑，生活其中的人們，或比如此刻的他，抬眼看未來，或也如置身他擬想過的茫茫大霧，悚然而無措，他說“經歷過2019年，現在這一刻我不太敢去預測。我看不通將來。”但他也不甘，想用創作者的逆向思考回擊現實，“如果《十年》是創作一個我不想看到的將來，這一刻你要我再預言的話，我想預言一個我想看到的將來。我想幻想一個美好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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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
所以周導苦笑後又說了個夢，那是某個手足跟他分享的美好想望：未來的某一天，手足們都從監獄裡出來了，不再是政治犯，“一路走一路走，有些人飛過去、有些人坐直升機、有些人游泳，去哪裡？去煲底*。”反送中運動的手足有個約定，稱“煲底之約”，抗爭成功後，素不相識、也未曾真面目示人的他們，一起到煲底慶祝，導演說，夢裡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有個手足“在示威區見到自己很心愛的女生，他拿下面罩，她也拿下面罩，一起見到對方，很美的畫面，然後他們相擁接吻。”
此刻站在時代的暗面，他面帶笑容說，“如果你叫我預言， 我希望這個夢成真。”
《十年》提前映現了2019年的時代傷痕，對他而言，“那是很悲慘的。”身處複雜的時代，他依然想從烏雲裡篩濾出一些光照，“很傷痛但同時間覺得很積極，覺得很有力量。在這麼大的打壓底下，依然有人願意走出來，為香港、為公義、為自由民主去犧牲。這是一份很大的人性光輝。”
他預言了時局紛亂，也預言了港人勇氣，“ 如果《十年》是一個問題，2019年的運動，就是一個答案。”這些過去少見的香港臉譜，也讓他在極端的心痛中有了希望和動力，“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所以我們不要只是將情緒放在一邊，（目前）是很沉重傷痛，但同時我也希望，有種積極和盼望在其中。”
電影對我太好了，願做電影的小雨點
從洞察時局的預言到忐忑無措依然選擇盼望，周導並非一個政治狂熱分子。他的成長，也跟許多普通港人一樣，生活在“政治很遙遠，香港仍然有自由、有法治，我仍然相信警察會保護我”，以及“政治沒有影響我的生活”的日常裡，當一個“沒有太多使命，單純愛電影”的影迷。
然後在時局的變異中，在港人多次爭取普選不果後，慢慢長大的他，開始意識到“整個社會說著一個謊話”，謊言拆穿後，“我們的自由會慢慢的失去，法治會動搖”，從1997年到2019年，對他而言異常莊嚴的、香港自治的承諾，“到現在這一刻都還沒有兌現，而是越來越扭曲”。他開始跟很多港人一樣，“有一種越來越忍無可忍的感覺”，也因為無法忍受香港一路退步，“所以2019年的爆發（反送中運動），是長期壓抑底下的爆發。”
“身為一個電影人，我可以做些什麼？我不是搞政治的，所以我就拍他們，這個也是我為香港、為公義付出的一個途徑。”
社會給他漫長的、“逐步逐步的”公民意識開眼的成長曆程，而選擇以電影為表述、為社會發聲，是他的回禮。溯源這份回饋，來自電影在青春期的饋贈與教育。
他是個重度影迷，看很多的電影，“小時候人家去讀書考試，我反對教育制度，因為只是注重考試。我把這種反叛，轉到去做我喜歡做的事：去看電影。”他喜歡的導演一籮筐，奇士勞斯基、阿巴斯、馬丁·史高西斯、柏格曼、山田洋次等，但真正探入憂鬱少年最柔軟深淵的，是老電影《East of Eden》。
彼時家人忙於生計，他對親情的渴求無處可訴，和父親關係不好，這部電影梳理他心中的慘綠心事，“跟十幾歲的我很有共鳴。教我甚至給指引我，怎樣嘗試去寬恕、怎樣去解開我心裡的鬱結。”看完電影他大哭，“電影的威力很強大，輔導著我、它好像很瞭解我，甚至瞭解我多過我自己瞭解自己。”後來在社工的輔助下，他和家裡的心結鬆綁，也是電影讓他邁出表述的第一步。
電影是他的愛與公義啟蒙，也讓他從此立志以電影為畢生追求，“我十幾歲就對電影說：你給我這麼多，我想我一生追求的意義，就是你。”這個畢生追求讓他找到生命的價值，“電影對我太好了，如果我在生命裡頭，歷史的長河裡頭，可以做一丁點小雨點，我都覺得很榮幸。”
將香港變回美麗的香港
曾經的懵懂慘綠青春因為電影而改變，是以他對電影的力量堅信不已，“我相信電影可以改變人、可以傳達正能量。”
拍《時代革命》為社會發聲，是他對電影的回饋，也是他的理想追求，“我追求的是電影裡頭很好的價值：公義、自由、愛，《時代革命》也是這種價值。我覺得所有事都是相通的，我這麼多年前已經義無反顧地去追求，（最後）貫徹到《時代革命》。”
抗戰現場的拍攝險峻萬分，手持攝影器材身在催淚彈現場，每個分秒都跟怵目濺血的可能擦身，他雖然從頭到尾沒想過放棄，但也有一些瞬間，他想過捨去當下的追求。
“我的頭中了橡膠子彈，我是戴著頭盔的，所以頭盔擋著，但是那個衝擊力很大，所以我晃盪了一下，那一刻我突然擔心，哎呀， 太危險了。如果我沒有戴頭盔，或是子彈射中另外一個地方，我就會可能很嚴重。”那是香港理工大學的抗戰前線，在激烈的抵抗中，他惦掛起家人。
“有一次我吸入了很多的催淚彈，回到家影響了我的太太，我太太當時是有身孕的。”他擔心影響妻子的健康、擔心孕中小孩會有畸形的可能，“我很心痛，好擔憂好擔憂，那一次的擔憂，是導致我想放棄這個紀錄片的唯一一次。”
電影花一年半的時間剪接，過程中大兒子偶爾會偷看，他會藉機引導，“不是警察就一定是壞人，示威者就一定是好人。我們看的是行為。”當他提及自己拍了政府和警察不當的行為，會有被逮捕的可能，也問小孩，應不應該繼續拍？小孩想了一下，回答說“香港政府看了爸爸的電影，會變回好政府。”如此純粹的童言，慰藉了他，也鼓舞了他，“我覺得對的就去做吧”。
當再問小孩要不要移民，兒子說，“我很喜歡香港。爸爸，我們一起留在香港，將香港變回美麗的香港。”小朋友的承擔，讓他決定一起承擔，為美麗的香港，做對的事。
我不會睇死香港，我不會睇死自己
《時代革命》在香港是禁片，反送中運動後，大量社運人士被捕入獄、獨立媒體瓦解、港人避走他鄉，一種肅殺的恐懼，悄無聲息的滲入日常。
“在香港有很多的憂慮，我會不會被跟蹤？會不會被竊聽？我說的話會不會成為證據？或者我接受外國的訪問，記者會問我，訪問你我會不會有很大的危險？其實很多身在香港的人，已經有很多都不接受訪問。確實整個香港都在恐懼之中。”
太多人擔心他的安危，他卻選擇留在香港，無懼為自己的電影冠名，“我仍然用這個電影名稱，仍然在這個時間點推出這個紀錄片，身在香港，確實是有很大的危險的。但我就是不想輸給這份恐懼。”
活在恐懼中，坦然面對恐懼，他願意承擔電影教曉他的意義，“我真的想留在香港。在香港我有一個位置，我想去承擔這個責任，如果真的有苦難是為了正義去承受，我覺得都還是值得的，都是有意義的。所以我留在香港。”
他坦承，手上的電影工作確實有影響，也有些朋友跟他翻臉了，而過去的手足也不能隨意聯繫，“但是對比《時代革命》這部紀錄片對我自己的意義、對香港的意義、對其他手足的意義，我覺得，這些不算得什麼。”
無法聯繫過去的夥伴、無法看到自己的作品公開放映，他坦言，“我是有一份孤單的，但這份孤單，同樣的，對於那個意義來說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不算什麼。我也很想有一天，可以跟他們再度擁抱，一起吃飯，在電影院看這套紀錄片。”
他期待未來依然有奇蹟，“像以前的香港一樣，享受那種自由”，這樣的盼望看似遙遙無期，他堅持保有執念，“不知會有多久，不知會不會出現，但這個盼望永遠都會有。我不會睇死（看扁）香港，我不會睇死自己。”
對不義的憤怒是很重要的
他在〈自焚者〉裡寫過一句臺詞：“維持我意志的，不是仇恨，是希望”，或也是導演自身境況的想望和追求。
“如果仇恨佔據我的心思意念，我會很痛苦，反過來說我也被仇恨控制著。我現在是一個追求自由的人，雖然在一個不自由的香港生活，但我希望活出我的自由。”
所以在闇昧未明的大環境中，他選擇了一種不能忘記憤怒的盼望，“對不義的憤怒是很重要的。仇恨跟憤怒很不同，這份憤怒，我會keep住，也是我的動力。”
經歷過憤怒的抗戰現場，他雖在其中，政治立場也明確，但回到創作人的身分，他也有理性的遠觀，“我會訪問身在其中很有情緒的手足，也會訪問一些比較遠距離的，學者甚至一些流亡的人、時事評論員，用客觀的距離來看這一件事情。”
這是他處理《時代革命》的策略，哭過很多次、依然要有“有遠有近的距離，理性與感性的平衡”。
馬來西亞專場放映在即（所有場次已售罄），他希望觀眾忘掉導演，看看電影中討論的文明與野蠻、誠實與謊話、是非黑白，從香港的境遇思考自己土地的境況。
“單純的去看這部電影，也嘗試不要有這麼多的政治立場。這場運動給到我的，也如這部紀錄片所說的，不是很多政見的討論， 而是一種人性。這部電影有很多的人性，值得世界各地的人，去互相的交流、去共鳴。”
*煲底：意指香港金鐘立法會綜合大樓地下示威區，因建築外觀看起來像飯煲，所以港人稱其正下方的示威區為煲底。
周冠威
1979年生於香港，電影導演、編劇。成名作為2015年以香港民主人權為主題的電影《十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獎）中的短篇〈自焚者〉。作品《幻愛》曾獲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2021年7月，紀錄片作品《時代革命》於法國坎城影展首映，後獲第5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該片目前仍未能在香港公開發行或放映。配合《時代革命》全球放映計劃，馬來西亞主辦方共舉辦8場放映會，多個場次開售不久即售罄。
《時代革命》馬來西亞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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