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女性国会议员所面临的挑战包括:竞选时期社会大众普遍对女性所持有的偏见、质疑与不满、男性主导的政坛、缺乏竞选资金的支持,胜选后还需承受来自各方的人身攻击、被物化、被贴上各种带有贬义的标签、性骚扰、家庭生活过度被放大化审视等挑战。
冠病疫情爆发至今,世界各地皆出现政治动荡的现象。大马政坛亦然,仅在一届任期中,便已出现3个不同的内阁。可观察到此更动频繁的内阁,唯一的共同点便是其中占极为少数的女性领袖。女性领袖的缺乏,致使立法体系缺少另一层面的思维模式。现如今秉持着女性主义为宗旨的国内各类非政府组织,正积极主动地呼吁民众抛弃对女性领袖的固有观念,以在立法体系中得以最大限度地达成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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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运动最具奠基性作用的第一浪潮为,在19世纪20年代欧洲所展开的一系列平权运动,以突破当代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对女性的束缚为主要目标,女性主义由此备受社会关注。此次主要的诉求聚焦于:为女性在政法上争取拥有平等的参政权、受教育机会与就业机会。
至今在政坛上,得以被选任为拥有实质参政权的女性政治领袖凤毛麟角。然而,在男尊女卑的儒家思想与父权社会的文化环境中,女性不仅在国家领袖中占极少数,更是不断成为政权衰败所谴责的对象。当代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的女性政治家,便为1979年被选任为第一名英国女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虽其政见与政策对女性平权运动的社会进程具有一定的争议性,然而仍使社会大众对女性欠缺领导能力这一偏见得以有所改观。
冠病疫情时期,女性政治领袖如何有效管控疫情受到全球广泛的关注。如挪威、芬兰、冰岛、丹麦、台湾皆在女性领袖的带领下,以更为主动、极具协调性的政策应对此次的公共卫生危机,将疫情感染人数与其所带来的损失降至最低,从中显示女性在政治领域的稀缺性与重要性。尤其是疫情之下,不断增长的家暴率、不平等薪资待遇所带来的显著社会后果,皆需具有同理心的女性政治家,从另一个视角为正面临的社会问题发声并作出改革。
我国独立至今,政治领域中的女性领袖更是屈指可数。直至2018年旺阿兹莎方成为第一个女性副首相,而在1960年、1966年和1969年已分别于斯里兰卡、印度与以色列推选出属于各国的第一任女领袖。我国不仅内阁中的女性领袖寥若晨星,独立至今胜选的女性国会议员亦仅有84名,现有的国会议席中女性占有14.86%,共33名。
我国女性国会议员所面临的挑战包括:竞选时期社会大众普遍对女性所持有的偏见、质疑与不满、男性主导的政坛、缺乏竞选资金的支持,胜选后还需承受来自各方的人身攻击、被物化、被贴上各种带有贬义的标签、性骚扰、家庭生活过度被放大化审视等挑战。此外,大众仿佛对其私生活、长相穿着的关注度高于其在政坛中所作出的实际行为与成果,这也反映了日常生活中女性在社会中所受的不平等待遇。
经非政府组织性别平等联合行动联盟(JAG)近30年的长途力争,政府终于拟定2021年反性骚扰法案,使性骚扰的犯罪定义在法律上设有更为具体的范畴,对受害者较完善的诉讼形式与定罪方式,以及规定在各机构对预防性骚扰作出相应的教育与设定应对策略等,但法案仍有待国会通过。
另一方面,在今年3月份方通过的雇佣法,增添男女双方的产假日,以及至今仍在诊所药房被禁止售卖的口服避孕药、仍合法的未成年婚姻等政策与法律,皆显示我们在性别平等上,远落后于国际社会。故各界皆需重视此课题以做出相应的改革,唯有达成性别平等,方能在社会进程上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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