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李泽厚是闻名世界的中国哲学家、美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1930年湖南出生,去年11月在美国去世,享寿91高龄。
中文系生一定知道他。李泽厚50年代即崭露头角,发表了许多崭新的美学观点,80年代更掀起一股“美学热”。除了美学,他也深入哲学与思想史,极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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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先生在2021年11月2日过世,各地华文知识界纷纷表达致哀之意,他的逝世也引起马新两地的注意。李泽厚不止一次到访马来西亚,参与研讨会与发表演讲,也曾因应东亚哲学所的邀请到新加坡讲学。
在中国80年代的文化热与美学热的气氛当中,李泽厚的著作与言论,受到不少青年学子的欢迎,尊其为“精神导师”。一直以来,身兼哲学思想家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两种身分的李泽厚,一方面在吸收、转化西方哲学思想资源后,于80年代不断叩问“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之后建构出实践哲学和实践美学的“本体论”论说。
在同一时间,又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徐友渔便指说:“80年代思想最有高度和深度、最成体系,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无疑是李泽厚。”不过李泽厚的影响并不仅止于80年代,2000年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提出“告别革命”之说,再次引起热议。
李泽厚的思想体系深邃复杂,关渉哲学、美学与文化思想,对社会抱持强烈的现世关怀。这篇文章,权为读书笔记的记述,一窥李泽厚所关怀的哲学、思想史与美学世界。
◢提倡启蒙,超越启蒙
在1988年,六四事件未发生时,李泽厚曾接受访谈谈及五四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收录在《五四:多元的反思》中的〈五四与中国文化讨论的迷思〉访谈文中,针对民主和科学尚未成熟的询问,李泽厚提到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之后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讲辛亥革命时历史教训时,进一步阐发此看法。而之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影响之大,他也始料未及,他意在整理历史,却意外成了中国现实需要的触媒。
李泽厚认为对治中国面对的问题需要“理性”,但这个观点很快掀起理性和非理性对立的争议,甚至出现反向意见,例如主张以感性为主导,或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其中也包括刘小枫提出基督教救中国,以终极关怀为主要诉求。不过李泽厚认为虽值得肯定理性与启蒙,但亦自觉不能止于此,遂之后又提出“提倡启蒙,超越启蒙”的看法。
实际上李泽厚所谈的理性,不一味转借西方,反之,在理解西方的理性过度发展的弊病后,将导向它的对立面,即以反理性获得正当与支持的理据。尤其在审视中国仍缺乏与西方相应的条件底下,不可忽略情境的差异而等同视之;反之,作为一种工具性的理性精神,可以发挥澄清观念,走向现代的作用。更具体来说,是指现代社会需要的分析理性与批判理性。
◢该中国哲学登场了?
自民国以来,在西学冲击底下,中国有没有哲学以及有没有中国哲学的问题,成为哲学研究者建立中国自身哲学体系的问题驱动力。《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及《中国哲学如何登场?》这两部谈话录,是李泽厚与作家刘绪源以对谈的方式集结而成。两人广泛谈论各种哲学问题,以及李泽厚的学术经历。尤其触及李泽厚的“情本体”、“乐感文化”,点出中国哲学的独特性,特别讲求“情感”,以及情本论为乐感文化的核心。
李泽厚多次提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始于情”与“礼生于情”,抉发“情中有理”的义涵,中国人的理性是从情感发展起来。《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是《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的续编,也进一步说明了巫史传统的情理结构以及“情本体”的外推,即政治哲学的问题。
其实李泽厚早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述及“中国哲学无论儒墨、老庄以及佛教禅宗都极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精神,正是以心理的情感原则作为伦理学、世界观和宇宙论的基础。”具理性又保有感性形式的审美,正是中国哲学的最高目标。对李泽厚而言:“审美是积淀着理性的感性。”
又例如他的《哲学纲要》,收录了《伦理学纲要》、《认识论纲要》以及《存在论纲要》3书,一再贯彻他所认为中国哲学是“生存的智慧”。而原本被解释为“掌握分寸,恰到好处”的“度”,在他的认识中成为一种在实践活动中的秩序构成,提供人们有关“度的技艺”的认识形式。李泽厚所注重的历史本体论,则是在动态的日常与生活“度”的实现中,“以美启真”转动人类的生命力量,由此获取作为美感本源的自由感。
◢美学的哲学艺术
李泽厚谈美学的书,无论是《华夏美学》、《美的历程》、《美学四讲》或《美学论集》等,都试图分析与说明“美”的根源性问题。换句话说,以哲学分析的思维,探究美学的实践,对于美、美感与审美等观念,作出观念澄清与本质的区别,如同他在《美学四讲》中提到:“只有从美的根源,而不是从审美对象或审美性质来规定或探究美的本质,才是‘美是什么’作为哲学问题的真正提出。”
像曾经受到批评的《美的历程》,最初被放到艺术史的脉络来看待,李泽厚曾经解释说,这实是一部“审美趣味史”。这部书后来更被视为具文学性的文本,可以当散文来阅读。也许正契合李泽厚本身所认为,写美学的评论文章,首先需要有感觉,而非是概念或理论的东西。
◢回应桑德尔的“公正”
李泽厚在《回应桑德尔及其他》一书,针对迈可·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社群主义有不少的批评。李泽厚认为桑德尔总是能提出许多具体的事例,但在讨论问题上却很抽象,例如在谈及“公正”的重要问题基础──“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李泽厚便认为须将它限定在物质生活的指向,因为有大多主观的幸福指数调,实不可靠,无法成为普遍原则。
所以他建议须回到“人类生存延续”根源上,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联系起来,那样人们所追求物质的生活快乐与幸福,才能成为普遍必然的事实,也才是人们应当追求的普遍自然的“公正”。其次,讨论公正必须注重关系和情境,不能就抽象原则来判断与决定。《回应桑德尔及其他》一书,可视为中西方哲学的对话集。
李泽厚的思想史和美学研究,都是围绕着其哲学构想,形成了哲学、历史思想和美学之间的交融。书与书之间,观念与观念之间,交织着细密的关联。而“美学是第一哲学”的提法,意在说明不是“德”(道德)而是“美”(即他所说的“度”)使人成为人,虽不乏批评的声音,但洪钟声响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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