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听说,几年前有个申请庇护者不知何故在门外抗议发难,绝望之下,冲到对面运河投河自尽。
我那一遇到事情就容易过度紧张的上司,一边推开门一边回头对我说:“那对中国籍母子说要冲出马路自尽,你跟我一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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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攸关,我当下也慌了,只好像个小跟班一样紧跟他身后。两人奔跑时脚下皮鞋发出响亮的声音,咯噔咯噔回荡在寂静的长廊中。穿过走廊上一道又一道的门,经过储藏室、中央厨房,再穿过大厅和庭院,往联合国大楼的前门奔去。
上班第一天,我就发现口译员办公室的位置特别偏远。
其他机构均分布于大楼各楼层,我们却是远在边疆。在人事部报到后,我和同事搭电梯下楼,他示范如何使用员工证刷卡通过翼闸和开门。接着我们穿过庭院、大厅,经过中央厨房和储藏室,最后停在走廊尽头一扇略显破旧的板门前。
刹那间以为自己走入日剧《庶务二课》或《警视厅文件搜查官》中不见天日的地下室场景。未免纳闷,难不成接待难民有失颜面,因此被打入冷宫,与世隔绝?
原来口译员办公室连接着大楼侧门处理难民和申请庇护者的部门。保安人员驻守的侧门铁门外,每天一大早就聚集了来自各国的难民和申请庇护者。有的扶老携幼,一家人紧挨在一起,似乎是刚刚逃难至此;有的领了难民证,满怀期待被安置到第三国,每隔一阵子就前来询问,都落了空。
难民最关切的是:“我什么时候会得到安置?”然而,难民手册上残酷的现实早已说明: “在难民署任务范围内的全球2000万难民中,只有不到1%得到重新安置。”
大楼侧门的马路对面是一条运河。这条宽阔的运河开挖于1851年,当时是为扩大城市而设的护城河,其泰文名字“Phadung Krung Kasem”,大意是“维护城市的幸福”。我后来听说,几年前有个申请庇护者不知何故在门外抗议发难,绝望之下,冲到对面运河投河自尽。
运河旁有些商店和小餐馆,天气不太热的日子,我和同事偶尔会到此用餐。从大楼侧门走出去,我们快步跃上一辆Tuk-tuk,几近狼狈地避开门外人潮的好奇眼光。
每次跨出那道保安森严的大门,尝试(哪怕多半徒然)把当天接触的人间悲剧留在办公室,或深埋于电脑和文件夹中,然后借助饭桌上轻松的话题回归日常生活。但是聊着聊着,总有人不慎又谈起工作内容。
同事问我,那对欲冲出马路自尽的母子后来怎么了?结果是虚惊一场啊。母子俩在联合国大楼外举牌示威多日,情绪举止常常失控的母亲试图使出一招“肉身挡车”的苦肉计,最后被警方带走了。
几天之后,我又在门外看见了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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