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子豪.法律眼中，自由和秩序何者为重？

英国在2005年以前的1925年土地法令（Law of Property Act 1925）,在符合一些条件的前提下，是允许一个人在占用另一个人的土地10年过后，可以申请将土地转到自己名下。2005年后还是允许，只是条件有些更改。这个法律在一个人没有犯错的情况下，剥夺他的土地拥有权，主要是不要浪费英国境内的土地资源，以免土地匮乏引发社会经济和秩序问题。

纵观以上例子，到底法律的存在是为了秩序，还是人权？

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哲学家罗俊（Jean Jacques-Rousseau）撰写了一本名为《社会契约》的著作，其作品主要是阐述政府和人民之间，衡量秩序和自由的平衡点。当人民放弃部分自由，与当权者交换社会秩序，这份交换，就称之为“社会契约”。

罗俊在开篇时，用了家庭为例，以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作为对社会的映射。孩子让出了部分自由，如行动自由、拥有权，遵从父母定下的限制，换来父母的抚养、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付出。

在自由和秩序之间做出衡量，各国人民因文化背景、资源、地理位置，以及人口等等的考量下，做出了靠向一方的选择。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完全选择了社会秩序，从而放弃了行动自由、资讯自由、拥有权、言论自由等等的基本人权。芬兰人则是选择崇尚个人主义以及自由，就连监狱也是豪华的，以再教育取代“惩戒”。

强国亦是如此。美国比较重视人权，在冠病疫情时期，很多人以人权自由为基础，反对强制隔离政策，反对封城以及强制戴口罩等等，引发疫情失控等等问题。

同时近期，上海实行了封城，不管人民有没有足够的食物、补给，就连在社交网站上的部分埋怨也被有关当局删除，但是管控疫情却非常奏效。

马来西亚人，有者偏向社会秩序、经济发展，而甘愿放弃部分自由，有者则以本身自由人权为重，如抗拒疫苗等等。

社会的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必要的时候，靠向自由，危机来临则倾向秩序。而这个把控自由和秩序的向导，我们称之为“宪法”。执行宪法的工具，就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