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子豪.法律眼中，自由和秩序何者為重？

英國在2005年以前的1925年土地法令（Law of Property Act 1925）,在符合一些條件的前提下，是允許一個人在佔用另一個人的土地10年過後，可以申請將土地轉到自己名下。2005年後還是允許，只是條件有些更改。這個法律在一個人沒有犯錯的情況下，剝奪他的土地擁有權，主要是不要浪費英國境內的土地資源，以免土地匱乏引發社會經濟和秩序問題。

縱觀以上例子，到底法律的存在是為了秩序，還是人權？

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哲學家羅俊（Jean Jacques-Rousseau）撰寫了一本名為《社會契約》的著作，其作品主要是闡述政府和人民之間，衡量秩序和自由的平衡點。當人民放棄部分自由，與當權者交換社會秩序，這份交換，就稱之為“社會契約”。

羅俊在開篇時，用了家庭為例，以父母和孩子的關係作為對社會的映射。孩子讓出了部分自由，如行動自由、擁有權，遵從父母定下的限制，換來父母的撫養、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付出。

在自由和秩序之間做出衡量，各國人民因文化背景、資源、地理位置，以及人口等等的考量下，做出了靠向一方的選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完全選擇了社會秩序，從而放棄了行動自由、資訊自由、擁有權、言論自由等等的基本人權。芬蘭人則是選擇崇尚個人主義以及自由，就連監獄也是豪華的，以再教育取代“懲戒”。

強國亦是如此。美國比較重視人權，在冠病疫情時期，很多人以人權自由為基礎，反對強制隔離政策，反對封城以及強制戴口罩等等，引發疫情失控等等問題。

同時近期，上海實行了封城，不管人民有沒有足夠的食物、補給，就連在社交網站上的部分埋怨也被有關當局刪除，但是管控疫情卻非常奏效。

馬來西亞人，有者偏向社會秩序、經濟發展，而甘願放棄部分自由，有者則以本身自由人權為重，如抗拒疫苗等等。

社會的結構不是一成不變的。必要的時候，靠向自由，危機來臨則傾向秩序。而這個把控自由和秩序的嚮導，我們稱之為“憲法”。執行憲法的工具，就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