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姑賽夫魯.GLIC/GLC在疫後經濟復甦和增長中的關鍵作用

政府賦權GLIC/GLC的政策為他們打開了全球版圖。以國油（PETRONAS）為例子，自1974 年成立以來，不僅在國內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更已成長為一家擁有全球業務的財富500強公司。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僱員公積金局，成立於1951年，業務是管理會員的退休基金，現在已是世界上最大的養老基金之一。

GLC在推動中小企業和各商家在各個領域和行業的蓬勃發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通過他們的商業生態系統和供應商計劃。例如國庫控股（Khazanah Nasional Berhad）創建了依斯干達（Iskandar）特區，許多中小企業因此在房地產開發中受益。亞通（Axiata）、馬銀行（Maybank）、聯昌集團（CIMB）和合順集團（UMW Groups）等公司也成功地將自己確立為關鍵區域參與者，並在此過程中使許多其他公司受益。

事實上，如果政府支持的機構不建設高速公路、公共交通或5G網絡等戰略基礎設施，私營部門就不會自行投資此類項目。此類戰略投資也為其他私營領域進入新市場和行業鋪平了道路。簡而言之，幾十年來，政府善用官聯公司來實現政策目標並推行各種馬來西亞計劃中所概述的戰略性投資。

因此，我們一直很清楚，官聯公司是協助馬來西亞從最嚴重的經濟和公共醫療危機中復甦的重要政策槓桿。因此，財政部在過去18個月內重新組織和確定GLIC/GLC的任務，以更好地輔助政府儘快重振受疫情衝擊的經濟這一艱鉅任務。當中採取的策略包括全新刺激經濟成長的環境、資產週轉戰略和可持續的投資標準。

這些措施都是根據系統思維原則來制定和實施，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重疊，並且發揮互補作用和優化公共資源。這是一個五年的旅程，至今我們已經走了一年多。

我們已經設定了各種關鍵績效指標（KPI），以確保以利潤為導向的GLC不僅在商業運作上的可持續性，也具備實施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ESG）理念的清晰路線圖，以及制定良好的戰略，以推動對未來增長領域的關注和投資。

系統思維方法也是GLIC/GLC救災網絡(GDRN) 延伸職責範圍的基本原則。今年3月，首相重新啟動GDRN，並賦予新名稱GLC Demi Rakyat dan Negara（GLC為民為國）。除了救災之外，GDRN亦延伸為一個協調性更好的平臺，可以協調GLC/GLIC在三個關鍵領域（教育、可持續生計和福祉（包括環境）以及人道主義）在影響社會方面的貢獻，同時還確保提高投資回報率和跟蹤GLC/GLIC企業社會責任計劃的進展。

我們甫在4月15日推出了良好治理原則 (PGG)，旨在為GLIC/GLC在與董事會相關的三個主要原則上提供指導，即領導力和董事會效率、加強董事會的組成以及促進投資效率和透明度。諸如ESG、確保更多女性加入董事會、應用正確的標準和根據業績任命董事以及確保他們的專業發展以實現最佳公司績效等考慮因素都屬於輔助原則。

一個關鍵的目標成果是確保GLIC/GLC的運營更加穩健，使它們能夠更有效和更有意義地為國家建設做出貢獻，並協助國家在面對未來的衝擊或流行病時更具備復原力。

如果我們繼續以同樣的方式做事，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相反，通過全面看待一切並應用系統思維方法，將帶來不同的效果，因為我們很清楚GLIC/GLC的貢獻將如何能夠支持更大的國家建設議程。

展望未來，我相信在所有主要利益相關者的支持下，我們將能夠推動系統性改革，讓我們的GLIC/GLC成為國家經濟復甦的催化劑，併為我們的國家邁上新臺階鋪平道路，以取得可持續增長。

Tengku Zafrul bin Tengku Abdul Aziz: GLIC/GLCs’ crucial role in post-pandemic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