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恆學.公義是人人皆可安全安心使用公路

從這個觀點看，“公義”就是法庭的判決對社會規範發出的訊息了。關於此事，無可否認的是，如果司機足夠謹慎小心，車禍不會發生；不過事情也可以反過來看，如果騎士們夠“小心”，也不會什麼保護措施都不做騎改裝過的“危險”腳踏車上公路了。

馬來西亞公民出行都依賴開車，道路安全以及使用道路時的安心程度，對這個社會都至關重要。此案判決透露的訊息是什麼，表達不滿的人都知道是什麼，就不用我多說。

我們只需知道，既然這個社會出行必開車，社會各方就有責任讓道路變得更安全，使用者可以更安心。

我認為，事件的本質是道路使用規則的問題。劃定規則的方法有幾種：法律、產權、文化。

法律就比如酒駕或魯莽駕駛，這起事件的“肇事”司機，就是在1987年陸路交通法令下被控疏忽駕駛致死罪。實際上，法律高高在上，落到個人行為上的規範力較小。比如說，一個行車上路的司機踩油時從時速50公里上到60公里，不會即時考慮這樣做是否構成魯莽駕駛。

也因為法律高高在上，很多具體而微的事情法律不能說得清楚，甚至很多事情沒有立法。沒有法，就不會有人犯法了。然而，這不表示規則不存在。就算沒有法律約束，產權和文化都規範著社會上每個人的行為。

產權重要，而產權有幾種，這裡的產權主要是使用權。比如說，高速公路要付toll（過路費），否則不能用高速大道。那用腳走進去可以嗎？行人免進。這個例子裡，大道公司有收入權，而付了錢的司機有使用權，而行人就算付了錢也不可以用。

問題來了，違反道路使用權的人出了事，是誰的責任呢？車和車相撞，誰是“肇事人”要看誰違規。我們一般說”車撞人“，暗喻了肇事人是司機，但實情又何嘗不是”車和人相撞“？關鍵在於誰違反了使用道路的權利。

事實上，有的法官也是這樣看的。推事庭法官西蒂哈查（Siti Hajar Binti Ali）此前在判被告無罪的時候，就考慮過上述問題，最後的判斷是蚊型腳車賽車活動妨害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權利。有興趣的讀者可找2019年公佈的法官判詞來看。

退一步看，權利規則劃定下來，要有人去維護（enforce)，違反道路使用權的人本就不該上路。後者如果出現，就說明維護或執法不力。如果執法當局好像大道公司設toll收錢那樣有效率，杜絕所有漏網之魚，又怎會有人違規上大道？政府撇清責任如有神功，以致於有的法官和常人都把焦點放在車和人身上。

不只如此，政府還已經在2020年修訂陸路交通法令，進一步加重所謂“危險駕駛”的刑罰。當每個司機人人自危，開車上路戰戰兢兢，或者龜速駕駛，結果當然是安全第一名，但安心及效率是免談了。這樣“安全”的社會相信不會讓人開心。

除了法律和產權，文化也能起到社會規範的作用。一個有文化的社會，人人守法，執法費用不需要通過加重刑罰來降低。而互相尊重的文化，可以讓某些界定模糊的使用權，通過互相禮讓來解決。而如果社會有文化底蘊，青少年就不用拿生命上路尋刺激，可以在文化裡找別的樂子了。

結論是：如果產權界定不清，發生意外或糾紛的時候，就容易“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在這樣的情況下，“公義”要怎麼達成呢？我們的社會需要釐清不同人士的道路使用權。另一方面，道路安全，不是加重刑罰就可以達成的。社會的道路使用要有公義，要考慮到所有道路使用者的不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