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未结的战事，迷茫的西方

全球化下的大国扮演引领和协调的角色日益重要。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与中国被寄望阻止战争扩大，中国以中立原则“置身事外”而遭受国际批评，而今看来有效的防止了俄乌战争被扯上“美中的代理战”而向亚太扩大之危险。反观西方国家开始错判形势，有些领导人径自探访基辅，还不如美国尽管一路带领民主国家抵制俄罗斯，但始终保持清醒，不参与指挥战事和不派官方代表踏进战区——避踩俄罗斯的红线。

美国的一路抵制，实为展示民主继续战胜极权国家的“宿命”。

世界经济早从20世纪殖民帝国主宰全球迈向新兴国家自立自主发展经济共同体的时代。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西方国家创建自由主义的规则和国际组织，为国家间经济互动及至建立全球化机制方面提供自由运行的保障和制度规范，在自由规则和制度下促成新兴经济实体的建立。

新兴国家在二战后如雨后春笋的出现，有者选择民主主义模式，有者选择社会主义模式，而由美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操控，以至对立为两大阵营。苏联解体后，象征民主阵营胜利；俄罗斯继承了大部分的“苏联遗产”而成为民主阵营继续抵制的对象。另一方面，未脱离社会主义模式的中国、越南和朝鲜等等一面积极融入国际，一面以各别的历史观和国际观开展新兴道路。

自由主义向世界灌输民主经验下追求经济成功的道理，可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多国陷入债务危机后，还无复原之日，恰好另一边的中国正用其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创下经济奇迹，让世界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见解，也让支持民主论的信念受到冲击。

除了经济失控，欧洲国家还面临潜藏的民主危机。多个民主国家政权年轻化，汰旧换新某种程度上是好事，但也预示公务实践的经验不足而容易判断失准。2017年多国选举突显年轻的候选人获得支持，登上总统或总理的宝座。清新而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领导人，用新颖的语言方式展示政治魅力，同时面对国际关系缺乏掌握。须知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国际定位不能完全依赖战略智库的分析，领导者必须有超越的判断力和敢于承担。年轻领导者享有权力却不敢负相应的政治责任，终将重大决策交由公投决定。英国脱欧的例子正好反映一国政府将涉及区域地缘战略的严肃课题责任转嫁给国民。

民主政体虽体现公民自治高度化，可是集体做出的决定可能是超现实的，最终也可能带来灾难。

正如当前，俄乌战争是有引爆核战的可能性，可是一些国家领导甚至为了选举话题而探访基辅，不清醒的决策者将把国民带向未知而茫然的未来。

二战后的重建让我们体会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也逐渐见解西方主导体制的缺陷，故又老话重弹，国际体系应朝向多层区域组织及公私部门共同建构的改革，除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应多让新兴国家代表的多元共融发挥秩序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