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瑋|未結的戰事，迷茫的西方

全球化下的大國扮演引領和協調的角色日益重要。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美國與中國被寄望阻止戰爭擴大，中國以中立原則“置身事外”而遭受國際批評，而今看來有效的防止了俄烏戰爭被扯上“美中的代理戰”而向亞太擴大之危險。反觀西方國家開始錯判形勢，有些領導人徑自探訪基輔，還不如美國儘管一路帶領民主國家抵制俄羅斯，但始終保持清醒，不參與指揮戰事和不派官方代表踏進戰區——避踩俄羅斯的紅線。

美國的一路抵制，實為展示民主繼續戰勝極權國家的“宿命”。

世界經濟早從20世紀殖民帝國主宰全球邁向新興國家自立自主發展經濟共同體的時代。這一切不得不歸功於西方國家創建自由主義的規則和國際組織，為國家間經濟互動及至建立全球化機制方面提供自由運行的保障和制度規範，在自由規則和制度下促成新興經濟實體的建立。

新興國家在二戰後如雨後春筍的出現，有者選擇民主主義模式，有者選擇社會主義模式，而由美國和蘇聯的意識形態操控，以至對立為兩大陣營。蘇聯解體後，象徵民主陣營勝利；俄羅斯繼承了大部分的“蘇聯遺產”而成為民主陣營繼續抵制的對象。另一方面，未脫離社會主義模式的中國、越南和朝鮮等等一面積極融入國際，一面以各別的歷史觀和國際觀開展新興道路。

自由主義向世界灌輸民主經驗下追求經濟成功的道理，可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洲多國陷入債務危機後，還無復原之日，恰好另一邊的中國正用其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創下經濟奇蹟，讓世界對社會主義有了新的見解，也讓支持民主論的信念受到衝擊。

除了經濟失控，歐洲國家還面臨潛藏的民主危機。多個民主國家政權年輕化，汰舊換新某種程度上是好事，但也預示公務實踐的經驗不足而容易判斷失準。2017年多國選舉突顯年輕的候選人獲得支持，登上總統或總理的寶座。清新而沒有歷史包袱的年輕領導人，用新穎的語言方式展示政治魅力，同時面對國際關係缺乏掌握。須知國際事務的參與和國際定位不能完全依賴戰略智庫的分析，領導者必須有超越的判斷力和敢於承擔。年輕領導者享有權力卻不敢負相應的政治責任，終將重大決策交由公投決定。英國脫歐的例子正好反映一國政府將涉及區域地緣戰略的嚴肅課題責任轉嫁給國民。

民主政體雖體現公民自治高度化，可是集體做出的決定可能是超現實的，最終也可能帶來災難。

正如當前，俄烏戰爭是有引爆核戰的可能性，可是一些國家領導甚至為了選舉話題而探訪基輔，不清醒的決策者將把國民帶向未知而茫然的未來。

二戰後的重建讓我們體會國際規則的重要性，也逐漸見解西方主導體制的缺陷，故又老話重彈，國際體系應朝向多層區域組織及公私部門共同建構的改革，除了西方的自由主義，應多讓新興國家代表的多元共融發揮秩序穩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