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劳动力市场有竞争,雇主没有垄断权,没有劳动剥削,实施最低工资将会干扰市场的最优资源配置,不利经济。反之,如果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雇主垄断,劳动剥削,实施最低工资将会纠正市场失灵,回到最优资源配置,有利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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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政府宣布将于5月1日起实施1500令吉的最低工资,就引起社会各方议论,有支持也有反对。政府实施最低工资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低工资工人不被雇主剥削。从经济角度来说,最低工资保护低工资工人,确保他们所获得的工资是与其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相称。一般来说,低工资工人,例如清洁工,他们执行简单和例行的低技能工作,能轻易被取代,市场议价能力低,属于弱势群体,容易被雇主剥削,支付低于他们边际生产力的工资,因此他们需要最低工资的保护,免受剥削。
问题是最低工资真的能保护他们吗?
试想一下,两名工人,高能力和低能力。根据他们的边际生产力,每人分别赚取每月1500令吉和1200令吉的工资。低能力工人的工资较低,生活在贫困中。然而,他过着踏实的生活,并希望继续工作,自食其力。为了帮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政府宣布了1500令吉的最低工资。他或许会很开心,感谢政府,等待加薪。可惜,政府能实施最低工资,但无法强制雇主保留现有工人。雇主有雇用工人的选择权。在利润最大化之下,他将会失去工作,因为他的边际生产力(1200令吉)低于最低工资(1500令吉)。所以,他不仅没有得到最低工资的保护,还因最低工资而失去了尊严谋生的机会。他的雇主会寻找其他人(边际生产力等于最低工资的人,并支付最低工资1500令吉)替代了他的工作。
在实施最低工资之前,工人人数两名,工人总收入为2700令吉(1500+1200);实施最低工资后,工人人数不变,工人总收入增加至3000令吉(1500+1500)。研究报告将会指出最低工资不只没有影响就业,还能提高工人总收入,只留下这位被解雇的低能力工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最糟糕的是由于最低工资的执行,所有边际生产力低于最低工资的人都会被排除在人力市场之外。政府就这样好心做了坏事!
以上的例子,是基于劳动力市场供求模型(Model of labour market demand and supply) 的典型经济逻辑分析。所有的经济模型都有其假设(assumptions)。在这一个供求模型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Perfect competition market structure) 之下运作,达到最优资源配置,雇主在市场上没有垄断权(monopsony power),所以工人的工资都与他们的边际生产力相称,不可能有劳动剥削。
如果这个假设不正确,其模型的逻辑分析也会跟着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缺乏竞争,雇主在市场上有垄断权,剥削工人,支付低于工人边际生产力的工资,产生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政府需要干预市场以纠正这一个市场失灵。最低工资是政府的干预措施之一,解决市场失灵,促进市场最优资源配置。在这情况之下,实行最低工资就有利于就业。
简而言之,如果劳动力市场有竞争,雇主没有垄断权,没有劳动剥削,实施最低工资将会干扰市场的最优资源配置,不利经济。反之,如果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雇主垄断,劳动剥削,实施最低工资将会纠正市场失灵,回到最优资源配置,有利经济。
时光倒流。我国政府在2013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900令吉),当时我国的工资增长(每年约2.6%,2000-2009年) 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约6.7%,2000-2009年),这反映了工人没有获得与其生产力相称的工资,市场上可能有垄断权,劳动剥削。因此实施最低工资有利于就业。劳动力市场供求模型的假设不正确,其预测(最低工资有害经济)也就错了。所以,我国9年前的最低工资实施,有利经济。
然而,这一次的最低工资提高,从1200令吉提高到1500令吉(增加 25%),似乎并不合适。过去几年(2013-2017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工资增长是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没有显著的迹象显示工资是低于工人边际生产力。此外,当前的经济状况,在疫情之下,高失业率,供应链受阻,国际贸易战延续,大宗商品价格高涨,生产成本增加。提高最低工资将会对我国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而且,另一个重点是最低工资有强烈的“向下刚性”(Downward rigidity),涨了就很难降下来。因此,政府应重新考虑撤消,推迟或者分阶段实施这一个最低工资的提高。
一意孤行,只会酿成好心做坏事。只怕悬崖勒马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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