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加的死刑,其实已经超越了“支持死刑”和“反对死刑”的争论,而上升到“是否应该判处智能不足(或精神疾病)者死刑”的层次。
贩毒者死,争议不大;但是,如果贩毒者智能不足,他应不应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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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关乎纳加德兰的性命,同时也是正义的纠结,人性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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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加最后的上诉已遭驳回,他今天(27日)将被送上新加坡绞刑台。
大马和新加坡超过10万人为纳加德兰连署求情,甚至国际也有同样呼声,包括英国维珍集团创办人理查布兰森,和著名演员史蒂芬弗莱。
新加坡法律规定携带海洛因超过15克就是死刑,而纳加2009年在新加坡海关被查获身上有42.72克海洛因。
新加坡法律下,要纳加为贩毒付出代价。新加坡内政部说明,如果没有死刑吓阻,毒品会摧毁了成千上万的家庭,而死刑也让新加坡成为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法律很清楚,真相却远比法律复杂。
经过诊断,纳加被鉴定IQ智商只有69(正常是85以上,低于80属于智能不足)。纳加的智商大概和儿童不相上下,他同时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HDH)。
他的母亲回忆纳加小时候,跟不上学习进度,无法自己完成学校功课,经常在课室内打瞌睡;他很容易相信别人,只要有人对他好一点,他就会盲目相信这个人。
两种情况下,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贩毒,也不了解贩毒的后果。
他成长在霹雳一个贫苦家庭,家人不清楚他的障碍,周围环境也未协助他克服障碍,以至他十几岁就出外打工。
然后,他去到新山工作。一次,他面临经济问题,他的父亲需要心脏手术费,他本身也要还债,于是向一个叫King的朋友借了500令吉。King答应借钱,条件是要带“东西”去新加坡。King还警告他,如果不服从,就会伤害他的女朋友。
法庭上,纳加的辩护律师以智能障碍和精神疾病,要为纳加洗脱罪名。但是,却遭到新加坡一项精神鉴定报告否定。
从高庭到上诉庭,法官以纳加的供词前后矛盾(他一度承认知道自己携带毒品,之后否认自己知道携毒),以及声称纳加虽然智商不足,但并未影响他的生活和判断能力,因此,驳回了纳加的上诉。
纳加向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寻求宽恕,以便把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但是,也被拒绝。
我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都曾经向新加坡总统和政府陈情,要求把纳加德兰从宽处理,但是,都获得“新加坡完全按照法律程序来判处纳加德兰死刑”的答复。
纳加的死刑,其实已经超越了“支持死刑”和“反对死刑”的争论,而上升到“是否应该判处智能不足(或精神疾病)者死刑”的层次。
以纳加的情况而言,他是否能够像一般人,清楚了解贩毒活动和法律责任?
当有人以交换金钱而把海洛英绑在他身上时,他是否知道自己被利用?当有人威胁伤害他的女朋友时,他是否能够承担这种压力,还是轻易屈服?
我们不是精神科专家,但是,设想智商如同小孩的纳加遭到这种利用和威胁时,他能够像正常大人般的思考,以及作出理性的回应吗?
当然,控方和法院都指纳加没有严重的智力问题,也知道携带毒品是犯罪行为,但是,纳加的智商和精神状态,有没有经过更加详细的诊断和鉴定?而万一新加坡的鉴定报告作出了不准确的诊断,那结果就无可弥补,人命无法挽回。
疑中留情,为何不放他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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