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戊辰大年初一,周颖南一如既往,从新加坡致电北京,问候叶圣陶。接电话的叶家长孙媳兀真说叶圣陶于除夕早晨去世。周颖南悲从中来,他通知潘受,二人决定合发唁电。周颖南随后飞往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萧乾说周颖南现场“哭成了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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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颖南虽成功于商场,始终情钟文学。上个世纪60或70年代去中国不易,周颖南随商团或文化团体借交流和考察目的走访数次。15册的《周颖南文库》溢满中国情。
第七册为《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1983年我考高级教育文凭时,叶圣陶和夏丏尊合著的《文心》在必读书目里。考试范围不涉作者,夏丏尊写过〈白马湖之冬〉,杨牧赞不绝口,图书馆或书店中有关夏丏尊的著作,我无事时随意翻阅。叶圣陶的经典童话〈稻草人〉我挥之不去,儿童文学非我注意领域,没有进一步探知叶圣陶的冲动。
这一两年白马湖作家引我读兴,发现忽略叶圣陶绝对不明智。叶圣陶不是春晖中学教员,只是到过白马湖讲学。他和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以及也到过白马湖讲学的俞平伯交情匪浅,散文风格也有白马湖作家韵味,一直被当成其中一员。
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以及俞平伯都是二人通信反复出现的名字。《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收叶圣陶信100封,周颖南155封。1978年3月通过弘一入室弟子张人希,周颖南动笔第一信。开始多客套话,几封信后方入佳境。1983年10月叶圣陶提“相亲如一家人,此情最可感,我何幸而得好友如颖南先生者乎!”叶圣陶视他为晚年好友。周颖南爱读叶圣陶著作,有机会鱼雁往来,所得熏陶始料不及。
当时中国读书人生活清贫,收入有限。1979年10月知道叶圣陶入院割除胆石,周颖南寄人民币100元,请其长子叶至善代购“平时喜欢的食物和补品”,1980年春节“以敬重双亲的心情相敬”寄100元,虽然叶圣陶“日用不虞匮乏”,想要归还,但是汇出不若汇入之便,只能作罢。1981年春节周颖南再寄100元,又代潘受寄200元。叶圣陶心更不安,最后用两位汇款者的名义,将500元全捐中国民主促进会作文教基金用。萧乾作序时说此事“看到叶老的高风亮节”。
“未谙绘事乞诸邻,托写此松盖有因。终竟空邮殊面对,鞠躬如也候归人。”1979年夏天叶圣陶请陈从周作迎松图,在画中题诗。周颖南得画欣喜若狂,他21岁时离开福建到南洋闯荡,看到“候归人”,百感交集。1979年5月新加坡作家访问团前往中国,周颖南未入籍新加坡,无缘随行,只能嘱托朋友带给叶圣陶一台录音收音两用机及卡带。1981年6月,二人第一次见面,叶圣陶连同俞平伯、张伯驹、黄君坦、王益知设宴招待。周颖南后来有3次到北京,都见到叶圣陶。1987年6月二人最后一次见面,当时叶圣陶已经双目失明。
当编辑的时间最长
除了萧乾,作序者还有叶至善。他说此书引出他不少眼泪。给周颖南的第一封信叶圣陶视力已差,通信止于1984年,因为“眼睛实在不管用了”。6年通信中,周颖南寄不少剪报。1980年5月《南洋商报》刊登周作人遗作〈十山笔谈〉,叶圣陶指出“校对粗疏,错字恒有”,又说“标点符号刊于行首,欠妥且难看。”《南洋商报》总编辑莫理光表示将逐步改善。1981年3月叶圣陶收到潘受诗册两本,又发现同样问题,说此事未引起印刷界注意,“甚盼再为宣传”。1981年11月读剪报时,又提同样问题:“至今仍未能改,非但新加坡,香港亦复如是。”
叶圣陶担任过副教育部长,也曾被国务院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又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对人才的培养、字体的规范化、印刷的装帧技术、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极为敏感。叶至善说虽然不少人称父亲为文学家、教育家、语文学家,但是“他当编辑的时间比干什么都长”。
被新加坡视为国宝的潘受屡被提及。叶圣陶喜读其诗文。1983年6月新加坡书法研究会访问北京,团员陈声桂受广恰法师之托拜会叶圣陶,但是到叶家时极晚,主人已入眠,由儿子接待,后知团员名册有潘受,懊恼不已。周颖南说潘受只是挂名名誉团长,并未随团,方才释然。潘受曾任陈嘉庚秘书,1984年10月到北京出席陈嘉庚110岁诞辰纪念会,二人第一次见面。叶圣陶写信告诉周颖南:“虽谈叙不久,而倾吐畅快,语皆举要,实甚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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