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下午,姨姨懶洋洋地半躺在藤製沙發上,兩腿伸直,讓人看了忍俊不禁。“你沒腰骨啊?”媽媽問。姨姨笑笑地把“矛頭”指向外婆——就你把我生得沒腰骨唄!我在飯廳聽了,靜靜等著外婆怎麼答話。“早知道把你送給人。”她說。“怎麼不送?我多搶手啊!”外婆笑笑地說了早已眾所周知的緣由,孩子們之間七嘴八舌的對話又讓客廳鬧鬨起來。
在物資稀缺的60年代,外婆獨自把9個孩子拉扯長大,每天凌晨5點鐘便起床,和鄰居們騎腳車到數公里外的工地去當水泥工,晚上回來孩子都睡了,作伴的是洗衣搓衣的聲音,隔日再早起。“外婆,你們以前沒鬧鐘,為什麼可以準時5點鐘起床?”我想這是現代即使有鬧鐘也起不了床的人所不解的。她說,每天凌晨5點都有一個老伯從家門前走過,木履走在路上發出的“喀喀”聲,足以把他們喚醒。“那他也沒鬧鐘,他怎麼準時醒?”外婆也不知道,我想,可能是因為早一點的時間,有另一位老伯穿著木履從老伯家門前走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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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車上班的日子隨著退休而告一段落,但日子有功,一次骨科健康講座後醫生檢查了外婆的膝蓋,說這比15歲的少年還健康。外婆只是笑笑沒說話。這般能吃苦,我想是來自她的成長背景。
選擇了孩子的幸福
外婆生於30年代,日據時期的恐慌,是她小學年齡的記憶。當時兵荒馬亂,隨時一聲警報就得急匆匆而靜悄悄地全村人擠在山洞裡躲避日軍。“以前他們去山洞躲的時候,如果你有抱著‘牙牙仔’(即寶寶),人家不要你一起躲的噢……”孩子一旦哭鬧,日軍就會聞聲而至,後果可想而知。日軍走後,英軍再來,外婆一家人隨著畢利斯計劃的實行和熟悉的鄰居分離,被安排到九洞新村定居。今天象徵豪華的住宅保安亭(Guard House),是當時村民進出的束縛。在截斷華人對馬共援助的政策下,村居必須到派米站領米。“那時候他們照著家裡有幾個人,就用紅字牛奶的罐子衡量給你多少杯米。不夠煮的啦,就混著番薯煮粥咯:多多水,少少米,放一些番薯或者木薯。”到了馬來亞獨立,人民開始安居樂業時,部分華人家庭過年過節已有能力殺雞了。外婆的媽媽重男輕女,尤其外婆是長女,陶瓷碗裡的白飯上往往是雞翅的尖端——沒肉的部位;吃雞翅尖的“習慣”,維持至今。
到了結婚生子的年齡,日子依舊艱苦,但由於“生養眾多”,在最小的兩個孩子,就是姨姨和媽媽還未出世時,外婆就被“下訂單”——“生的是女孩就賣給我啊。”所以姨姨說自己搶手,也是個事實。訂單下好了,但到孩子出世,又想不賣了。“為什麼答應了又不賣了?”有一次睡前談及往事,在黑漆漆的房間裡,我問了外婆這個問題。
“我看到很多買了回去都不疼惜,好像工人那樣使喚,很‘陰公’,就不賣咯。”這下的輕描淡寫,在當時不曉得讓她失眠了多少個夜。賣,意味著多一筆錢,省了兩個孩子20年的飯;不賣,不只沒錢,還要多養兩個孩子20年。這種“大賺大虧”的交易,她選擇了孩子的幸福。
“窮,起碼自己養沒那麼可憐。”外婆說,她的同事買了別人家閨女,吃飯時親生孩子吃熱飯,而買回來的孩子,吃冷的,難怪她心有餘悸。
她專愛林黛演的《江山美人》,百看不膩。網絡資料顯示,林黛是經不住演藝事業走下坡的壓力而自盡;當我把這事告訴外婆,她語帶驚歎而遺憾地說,沒得演戲,出來工作也可以嘛,為什麼要這樣呢。對於新聞報道上輕生的人,她說的也是同一句。或許對她這一代人而言,最終必須堅持的只有生命和尊嚴;在煎熬的時期誕生和成長,他們不明白什麼是追名逐利,或者為愛自盡,只要活著,並且活得有自尊,其他的都可以放下。
大年初三,外婆是客家人,自然要釀正宗的客家釀豆腐。她專心地把餡料用筷子塞進豆腐裡,我在旁觀看,這個看似悠哉的人背後有過不少艱苦和隨之而流的淚,但走到今天,美德如花盛開,一瓣接一瓣是和藹、慈愛、寬容、幽默……而在底下承託的,想來是堅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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