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金顺/我尚完好 而文字也未消亡（上）——印尼社运诗人维吉‧图库（Wiji Thukul）
诗的书写，即诗人本身的心声意向，也是传统诗学所谓“诗言志”的一种发声。有些诗人写诗，纯为意趣／游戏而作，但有些诗人，则是让诗与生命行为并行，尤其是亲身参与社会运动的写作者，在他们的笔下，书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运动的参与，或实践的表现，因此他们的创作，自也呈现了个人身体力行的意识理念，以及无可避免的一种性格。类此的创作话语，必然涵具作者的生活参照，因此若以废除“作者”权威论的解读，或强调“作者已死”的巴特 （Roland Barthes）解构式阐释，将写作主体完全抹消，这样的阅读理念，势必会把读者带向“瞎子摸象”的迷乱中，而失去了解读的意义。因此这类作者的作品，必须置于他创作的时代，以及命运际遇和生活情态，才能对其作品的产生，提出有效的评价和意涵。一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所强调的，文本难免还是要指向写作主体与其所处的时代，以不断再现的方式重新被读者认识，这是阅读伦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换言之，作品与作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隐密的连系，或一种划定，以确立作品在时代中的位置，同时也标志出作者的存在功能与书写的意义。
因此从这样的阅读进路阅读印尼当代重要社会运动诗人维吉．图库（Wiji Thukul，1963-1998）的诗作，无疑也将更深入地了解诗人诗作与社会／时代之间的关系，以及诗歌作为社会运动实践与生命的发声载体。在此，诗之存在与诗人之境遇、生活环境和个性息息相关，或反过来说，这些因素也塑造及成就了诗人的形象和特色。诗人创作的诗，大部分都是因有所为而写的，而非无病呻吟，或纯只是游戏之作，这类入世的诗人，将诗歌创作视为一种社会关怀和实践的进程，承载了某种理想的存在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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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库生于1963年8月26日，来自于梭罗（Solo）的索罗根村（Kampung Sorogenen）贫困家庭，父亲以三轮车谋生。身为三个兄弟姊妹中的老大，他只修完了初中课程就中途辍学，以让弟妹能继续上学。之后图库只能进入社会，以贩报和装修的工作糊口。因此在成长过程中，他深刻体会到基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以及被压抑的情态。同时处于社会底层，也让图库更深刻了解到在贫困生活线上挣扎的民众处境。这使他对弱小族群保持着关怀，对社会议题更是充满着一分关注之心。
后来他因对戏剧产生兴趣而参与了Jagat（Central Jagalan简称）剧团，也唱诗写词，游唱于梭罗和泗水各地。当过3个月记者的图库，因生活经历的不断扩大，视野也不断扩大，而不只局限于村落的狭小世界认知里。他很积极地参与了一些社会运动，并为弱势的村庄小孩举办过戏剧和绘画活动，同时也为苏可布米（Sukabumi）的种植园工和万隆、耶加达一些村庄的工人组织了戏剧工作团队。易言之，图库对社会的关怀是身体力行，而非如一般文人在修辞里夸夸其谈：他永远站在底层人民的一方，而且是处在最前线，以对抗强权和政权的种种压迫，并以微小的力量组织一些社团运动，做为反抗威权进迫的盾牌。因此，背后有两个孩子要养育的图库，在冲往社会斗争前线的当下，常常忘了父亲的角色，他的心中只有贫困和被欺压的人民，以至于他在社会运动里，也忘乎自己的存在。
在苏哈多（Haji Mohammad Suharto，1921-2008）政权的独裁统治下，许多政策对底层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仿如梦魇。尤其在“新秩序”（New Order，1966-1998）经济发展政策期间，当权者肆无忌惮的贪婪和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破坏，更让许多民众无所适从。苏哈多家族与其亲信垄断了许多国家企业，并在完全掌握军权之下，对异议分子进行凶狠的残杀，这样一种经济与政治的剥夺，让生活在底层的人民更是处在永远贫困的处境之中。身处恶劣环境，图库感同身受的以其社会主义思维，捍卫着劳工、农民和贫困群众的权益阵地，展开了对当权者和资本经济的抵御和反抗。他完全了解剥削／压迫背后的政治和资本权力运作是造成底层人民永远无法翻身的主因，因此只有起来抗争，才能为自己的命运找到出路。所以他在〈草根之歌〉（Nyanyian Akar Rumput）一诗中就大声呼吁：
“公路拓宽
我们被驱逐了
用以建设社区
我们只能四处搬迁
在墙与墙之间
被根除
被抛弃
我们是草
需要土地
听着！
赶快加入我们
以成为总统的噩梦！”
诗中对政府以发展名目，专横地掠夺土地，以及拓宽道路造成拆迁与穷人被逼四处搬移的扰乱，愤怒地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对图库而言，政府宛如强霸的铲除机，总是向无立锥之地的贫民下手，以滋养富豪者；所有经济发展背后，穷困人家只是用以垫底，来建设当权者的财富。在强权和资本主义扩张下，苦难永远由底层人民去承受。所以草根人民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展现出共同的力量以抵抗豪强的剥削和掠夺。
所以在1992年，他加入了纱里娃哪（PT Sariwarna Asli）纺织厂附近村庄的社区，抗议纺织厂造成的环境污染。同时也在1994年参加了卡依（ Ngawi）的农民斗争，这些社会运动造就了他在议题和组织上的敏锐度，以及在实践活动上的激进表现。落实到他的诗歌创作上更是如此。若说早期他的诗歌是从日常中带出了生活的元素，如在1984年所出版的诗集《口齿不清之诗》（Sajak Pelo），到了后来，他的诗则展现了更强烈的批判性。作为诗人，图库服膺于诗歌必须要有所为而作，或为公民自由而战，因此1988年他曾说：“如果没有打字机／ 我将会用手书写／ 如果没有墨水／ 我将会用炭笔书写／ 如果没有纸／ 我将会写在墙上／ 如果我被禁止书写／ 我将会继续书写／ 以我的血滴”。
所以诗歌是他与社会运动结合的实践，并而成为强而有力的武器。尤其在90年代初，他以劳工和农民的代言人身分争取相关群体权益，并与学生或年轻人四处游走于爪哇各城镇为公民自由而战的时刻，诗似乎就是他的子弹，以射向政治霸权与独裁者的心脏。他强调民众需要为自己的权益发声，不应沉默不语而长期成为独裁者统治下的奴隶，以至于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及自主权。如他在〈说出你的话〉（Ucapan kata-kata mu）一诗里所强调的：
“如果你再不愿意诘问
你将会淹没在所有的政策中
如果你忍住你的话
你的嘴说不出什么而你愿望
被抢夺
你将会被视为石头一样
被捡起和丢掉
或像草一样连根拔起……
如果你不敢再诘问
我们将会成为所有政策的牺牲者
不要囚禁你的话
如果你对恐惧屈服
我们将会成为长久的奴隶”
图库意识到人民才是主体，人民需有自我觉醒，才能拯救自己的命运，不然长期被统治者当作奴隶而不自觉，将无法改变自己的贫穷处境，以及被压迫和剥削的客体地位。是以他的诗一方面企图揭露苏哈多政权在“新秩序”政策下的专制，以及资本主义对贫民与劳动者长期的压榨，一方面也对社会的不公不义做出无畏的抗争，然而只有全体人民一起觉醒与团结，才可能把围堵着他们的高墙打掉。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花和墙〉（Bunga dan Tembok）所陈述的：
“宛若一朵花
我们是你不想让它长大的花
你比较喜欢建造
房屋和霸占土地
宛如一朵花
我们是你不想要拥有的花
你比较喜欢建造
公路和铁栅栏
宛如一朵花
我们是被自己土地遗弃的花
如果我们是花
你就是墙
可是在那墙面上
我们播下了种籽
总有一天我们会一起长出
信念：你必然会被粉碎！
在我们的信念中
无论任何地方——暴君都必须倒下！”
这首诗以花隐喻底层民众，并以墙隐喻顽固的苏哈多政权所施行的“新秩序”经济体制，人民全被逼上以经济发展为名目的道路，以致于土地被侵占，房屋被摧毁而居无定所，四处流离。因此在体制上的民众，唯有通过团结一致的斗争，才能把压迫性的体制摧毁。大抵而言，图库的诗充满激情，煽动性极强，那些诗作随着他四处朗诵而在群众里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无疑让统治者心生畏惧。
图库的诗尖锐，直接穿透议题，语言明朗真挚，却又不失强烈的讽喻和批判。群众很容易便了解，甚至感同身受，正如万隆的文学批评家马瓦迪（Mawadi）就指出，其诗之有趣在于语言的简约明朗，因此能深入浅出地扩大影响力，以及感染群众的情绪。一如他在〈诗的声音〉（Sajak Suara）所宣示的那样：
“的确，声音是无法被抑制的
嘴巴可以沉默
然而谁能够阻止烦忧之歌
以及我灵魂之舌的提问
那些声音是无法被监禁的
在那自由之处
当你逼迫沉默
我为您准备了：革命！
的确，那些声音并非强盗
为你的财富欢庆
他想谈谈
你为什么要开枪
以及颤抖，当那些声音
请求正义的时刻？
的确，那些声音将会成为词语
是它教导我提问
无论如何，最后
你都必须回答
如果你依旧坚持防御
我会像诅咒一样的追捕你”
图库把诗当作积极介入社会和反抗极权统治的旗帜，猎猎在风里张扬。他的诗是随时为革命而准备的，为寻求正义和公理而呼号，而不是游移于一般艺术的娱人和自娱之中。他曾说他的诗拒绝服从强权的欺压和逼迫（Puisi menolak patuh），即使面对饥饿、逃亡、监狱和死亡的威胁，他都坚持以诗作为唯一反抗的武器：“你打算怎么让我沉默？／ 即使是监狱／ 也不能／ 教我听话”。这就是诗歌做为抵抗方式而存在的意义。因此对图库而言，有为的诗歌，必须来自于他生命感受的发声，以及为正义公理而存在。（5月3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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