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金順/我尚完好 而文字也未消亡（上）——印尼社運詩人維吉‧圖庫（Wiji Thukul）
詩的書寫，即詩人本身的心聲意向，也是傳統詩學所謂“詩言志”的一種發聲。有些詩人寫詩，純為意趣／遊戲而作，但有些詩人，則是讓詩與生命行為並行，尤其是親身參與社會運動的寫作者，在他們的筆下，書寫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運動的參與，或實踐的表現，因此他們的創作，自也呈現了個人身體力行的意識理念，以及無可避免的一種性格。類此的創作話語，必然涵具作者的生活參照，因此若以廢除“作者”權威論的解讀，或強調“作者已死”的巴特 （Roland Barthes）解構式闡釋，將寫作主體完全抹消，這樣的閱讀理念，勢必會把讀者帶向“瞎子摸象”的迷亂中，而失去了解讀的意義。因此這類作者的作品，必須置於他創作的時代，以及命運際遇和生活情態，才能對其作品的產生，提出有效的評價和意涵。一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所強調的，文本難免還是要指向寫作主體與其所處的時代，以不斷再現的方式重新被讀者認識，這是閱讀倫理所必須面對的問題。換言之，作品與作者之間的確存在著一種隱密的連繫，或一種劃定，以確立作品在時代中的位置，同時也標誌出作者的存在功能與書寫的意義。
因此從這樣的閱讀進路閱讀印尼當代重要社會運動詩人維吉．圖庫（Wiji Thukul，1963-1998）的詩作，無疑也將更深入地瞭解詩人詩作與社會／時代之間的關係，以及詩歌作為社會運動實踐與生命的發聲載體。在此，詩之存在與詩人之境遇、生活環境和個性息息相關，或反過來說，這些因素也塑造及成就了詩人的形象和特色。詩人創作的詩，大部分都是因有所為而寫的，而非無病呻吟，或純只是遊戲之作，這類入世的詩人，將詩歌創作視為一種社會關懷和實踐的進程，承載了某種理想的存在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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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庫生於1963年8月26日，來自於梭羅（Solo）的索羅根村（Kampung Sorogenen）貧困家庭，父親以三輪車謀生。身為三個兄弟姊妹中的老大，他只修完了初中課程就中途輟學，以讓弟妹能繼續上學。之後圖庫只能進入社會，以販報和裝修的工作餬口。因此在成長過程中，他深刻體會到基層人民的生活狀態，以及被壓抑的情態。同時處於社會底層，也讓圖庫更深刻了解到在貧困生活線上掙扎的民眾處境。這使他對弱小族群保持著關懷，對社會議題更是充滿著一分關注之心。
後來他因對戲劇產生興趣而參與了Jagat（Central Jagalan簡稱）劇團，也唱詩寫詞，遊唱於梭羅和泗水各地。當過3個月記者的圖庫，因生活經歷的不斷擴大，視野也不斷擴大，而不只侷限於村落的狹小世界認知裡。他很積極地參與了一些社會運動，併為弱勢的村莊小孩舉辦過戲劇和繪畫活動，同時也為蘇可布米（Sukabumi）的種植園工和萬隆、耶加達一些村莊的工人組織了戲劇工作團隊。易言之，圖庫對社會的關懷是身體力行，而非如一般文人在修辭裡誇誇其談：他永遠站在底層人民的一方，而且是處在最前線，以對抗強權和政權的種種壓迫，並以微小的力量組織一些社團運動，做為反抗威權進迫的盾牌。因此，背後有兩個孩子要養育的圖庫，在衝往社會鬥爭前線的當下，常常忘了父親的角色，他的心中只有貧困和被欺壓的人民，以至於他在社會運動裡，也忘乎自己的存在。
在蘇哈多（Haji Mohammad Suharto，1921-2008）政權的獨裁統治下，許多政策對底層人民的剝削和壓迫，仿如夢魘。尤其在“新秩序”（New Order，1966-1998）經濟發展政策期間，當權者肆無忌憚的貪婪和造成的環境汙染與破壞，更讓許多民眾無所適從。蘇哈多家族與其親信壟斷了許多國家企業，並在完全掌握軍權之下，對異議分子進行兇狠的殘殺，這樣一種經濟與政治的剝奪，讓生活在底層的人民更是處在永遠貧困的處境之中。身處惡劣環境，圖庫感同身受的以其社會主義思維，捍衛著勞工、農民和貧困群眾的權益陣地，展開了對當權者和資本經濟的抵禦和反抗。他完全瞭解剝削／壓迫背後的政治和資本權力運作是造成底層人民永遠無法翻身的主因，因此只有起來抗爭，才能為自己的命運找到出路。所以他在〈草根之歌〉（Nyanyian Akar Rumput）一詩中就大聲呼籲：
“公路拓寬
我們被驅逐了
用以建設社區
我們只能四處搬遷
在牆與牆之間
被根除
被拋棄
我們是草
需要土地
聽著！
趕快加入我們
以成為總統的噩夢！”
詩中對政府以發展名目，專橫地掠奪土地，以及拓寬道路造成拆遷與窮人被逼四處搬移的擾亂，憤怒地發出了強烈的抗議。對圖庫而言，政府宛如強霸的剷除機，總是向無立錐之地的貧民下手，以滋養富豪者；所有經濟發展背後，窮困人家只是用以墊底，來建設當權者的財富。在強權和資本主義擴張下，苦難永遠由底層人民去承受。所以草根人民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展現出共同的力量以抵抗豪強的剝削和掠奪。
所以在1992年，他加入了紗裡娃哪（PT Sariwarna Asli）紡織廠附近村莊的社區，抗議紡織廠造成的環境汙染。同時也在1994年參加了卡依（ Ngawi）的農民鬥爭，這些社會運動造就了他在議題和組織上的敏銳度，以及在實踐活動上的激進表現。落實到他的詩歌創作上更是如此。若說早期他的詩歌是從日常中帶出了生活的元素，如在1984年所出版的詩集《口齒不清之詩》（Sajak Pelo），到了後來，他的詩則展現了更強烈的批判性。作為詩人，圖庫服膺於詩歌必須要有所為而作，或為公民自由而戰，因此1988年他曾說：“如果沒有打字機／ 我將會用手書寫／ 如果沒有墨水／ 我將會用炭筆書寫／ 如果沒有紙／ 我將會寫在牆上／ 如果我被禁止書寫／ 我將會繼續書寫／ 以我的血滴”。
所以詩歌是他與社會運動結合的實踐，並而成為強而有力的武器。尤其在90年代初，他以勞工和農民的代言人身分爭取相關群體權益，並與學生或年輕人四處遊走於爪哇各城鎮為公民自由而戰的時刻，詩似乎就是他的子彈，以射向政治霸權與獨裁者的心臟。他強調民眾需要為自己的權益發聲，不應沉默不語而長期成為獨裁者統治下的奴隸，以至於喪失了自己的聲音及自主權。如他在〈說出你的話〉（Ucapan kata-kata mu）一詩裡所強調的：
“如果你再不願意詰問
你將會淹沒在所有的政策中
如果你忍住你的話
你的嘴說不出什麼而你願望
被搶奪
你將會被視為石頭一樣
被撿起和丟掉
或像草一樣連根拔起……
如果你不敢再詰問
我們將會成為所有政策的犧牲者
不要囚禁你的話
如果你對恐懼屈服
我們將會成為長久的奴隸”
圖庫意識到人民才是主體，人民需有自我覺醒，才能拯救自己的命運，不然長期被統治者當作奴隸而不自覺，將無法改變自己的貧窮處境，以及被壓迫和剝削的客體地位。是以他的詩一方面企圖揭露蘇哈多政權在“新秩序”政策下的專制，以及資本主義對貧民與勞動者長期的壓榨，一方面也對社會的不公不義做出無畏的抗爭，然而只有全體人民一起覺醒與團結，才可能把圍堵著他們的高牆打掉。正如他在另一首詩中〈花和牆〉（Bunga dan Tembok）所陳述的：
“宛若一朵花
我們是你不想讓它長大的花
你比較喜歡建造
房屋和霸佔土地
宛如一朵花
我們是你不想要擁有的花
你比較喜歡建造
公路和鐵柵欄
宛如一朵花
我們是被自己土地遺棄的花
如果我們是花
你就是牆
可是在那牆面上
我們播下了種籽
總有一天我們會一起長出
信念：你必然會被粉碎！
在我們的信念中
無論任何地方——暴君都必須倒下！”
這首詩以花隱喻底層民眾，並以牆隱喻頑固的蘇哈多政權所施行的“新秩序”經濟體制，人民全被逼上以經濟發展為名目的道路，以致於土地被侵佔，房屋被摧毀而居無定所，四處流離。因此在體制上的民眾，唯有通過團結一致的鬥爭，才能把壓迫性的體制摧毀。大抵而言，圖庫的詩充滿激情，煽動性極強，那些詩作隨著他四處朗誦而在群眾裡形成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無疑讓統治者心生畏懼。
圖庫的詩尖銳，直接穿透議題，語言明朗真摯，卻又不失強烈的諷喻和批判。群眾很容易便了解，甚至感同身受，正如萬隆的文學批評家馬瓦迪（Mawadi）就指出，其詩之有趣在於語言的簡約明朗，因此能深入淺出地擴大影響力，以及感染群眾的情緒。一如他在〈詩的聲音〉（Sajak Suara）所宣示的那樣：
“的確，聲音是無法被抑制的
嘴巴可以沉默
然而誰能夠阻止煩憂之歌
以及我靈魂之舌的提問
那些聲音是無法被監禁的
在那自由之處
當你逼迫沉默
我為您準備了：革命！
的確，那些聲音並非強盜
為你的財富歡慶
他想談談
你為什麼要開槍
以及顫抖，當那些聲音
請求正義的時刻？
的確，那些聲音將會成為詞語
是它教導我提問
無論如何，最後
你都必須回答
如果你依舊堅持防禦
我會像詛咒一樣的追捕你”
圖庫把詩當作積極介入社會和反抗極權統治的旗幟，獵獵在風裡張揚。他的詩是隨時為革命而準備的，為尋求正義和公理而呼號，而不是遊移於一般藝術的娛人和自娛之中。他曾說他的詩拒絕服從強權的欺壓和逼迫（Puisi menolak patuh），即使面對飢餓、逃亡、監獄和死亡的威脅，他都堅持以詩作為唯一反抗的武器：“你打算怎麼讓我沉默？／ 即使是監獄／ 也不能／ 教我聽話”。這就是詩歌做為抵抗方式而存在的意義。因此對圖庫而言，有為的詩歌，必須來自於他生命感受的發聲，以及為正義公理而存在。（5月3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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