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集強／老街文化復興的力量

1990年代之後，在第四任首相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主政下，馬來西亞主要都市進入快速發展時期。為了推動快速的經濟成長，政府積極投資基礎建設，以吉隆坡為例，將都市中舊政府建築、鐵路局倉庫等等變更土地，轉化為高密度官聯公司（Government Link Companies）辦公大樓建築。2009年之後，第六任首相納吉（Najib Razak）宣佈大吉隆坡發展計劃（The Greater KL Plan），以一系列捷運建設為由，將可以運用的土地資源串聯起來，包括大面積官舍土地、舊監獄、公園等等，以官聯公司為工具，聯合外圍財團，將公有土地逐漸轉化為私有土地。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的角色與財團混合，城市迅速出現高密度辦公大樓、酒店及高級公寓。都市內的土地價格飆漲，到了國人無法負擔的水平，政府轉向招攬外資，包括國家級企業及民間投資等。而這些投資者往往只重視經濟效益以及短期報酬，對都市的永續發展、人文景觀保存及生態保育等毫無興趣。

為了對抗這股強大的發展洪流，民間出現了一些個人與團體，主張永續經營及保存都市的文化，強調以創新手法為都市注入豐富的人文活動，同時以都市更新、都市再生等名義，讓一些老舊社區得以永續經營。相對於“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思維，強調永續經營的人們通常會關注到城市裡比較細微脆弱的部分，而這些部分往往是形成都市文化內涵最重要的元素，也能進一步轉化成為文化創意產業，成為新興的經濟動力。

有別於日本、新加坡、中國及臺灣在文化資產保存方面政府所展現的積極態度，馬來西亞政府尤其文化部對於文化遺產的認知，比較像是將其視為觀光旅遊的宣傳品，而非提升城市生活素質的重要元素，這點可以從吉隆坡發生幾次重大文化遺產保存事件，如歌梨城劇院（Coliseum Theatre）、蔡正木故居（Chua Cheng Bok Mansion）、半山芭監獄（Pudu Jail），以及吉隆坡舊市區的茨廠街（Petaling Street）及蘇丹街（Sultan Street）等等。

民間撐起老街保存運動

相較於政府的文化保存政策，民間有著不一樣的看法與期待。早在2000年左右，吉隆坡舊市區便有文化企業團體，以保存茨廠街文化為由進駐老街，包括紫藤文化空間（Purple cane Cultural Space）、流行音樂搖籃—激盪工作坊（Muzikita）、海螺餐廳（Halo Café）等等，興起一股老街文化復興浪潮。

到了2012年，當政府宣佈以捷運公司名義徵收吉隆坡舊市區蘇丹街34項土地與產業，民間團體隨即展開跨組織聯盟會議，由非政府團體、社會運動分子、文化及藝術工作者等發起保存運動，推動長達兩年的抗爭。這次運動雖然無法改變捷運路線穿越老街的命運，但成功阻止了民間產業被徵收。整個保存運動過程乃是透過文化及藝術介入的創新手法，例如舉辦街頭藝術活動、遊街。這些積極投入街頭運動的青年組織團體後來進駐老街，包括Lostgens’當代藝術空間（Lostgen’s Contemporary Art Space）、鄉音館（Petaling Street Heritage House）、無頭體（Moutou）等在老街區進行文化建設。這些前衛創新組織將老街的文化內涵，轉化為新興的推動力，透過活動及新式空間經營，吸引青年迴流到舊街區，為都市的文化建設紮根。

這些性質不同但擁有共同願景及目標的團體，在適當的時候可以協議成為聯盟，相較於傳統及大型文化機構團體，這種彈性的組織更加機動，在沒有制式的工作文化包袱下，針對不同挑戰能夠快速有效的應變。

在馬來西亞，城市的老街區保存運動猶如年輕人對文化認知及身分認同的另類學習場所。而這種由街頭興起的文化保存運動後來逐漸擴展到學術單位、專業團體，乃至於商業團體及一些政府相關組織也逐漸涉入其中，形成一種特殊、由下而上的文化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