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對圖庫而言,有為的詩歌,必須來自於他生命感受的發聲,以及為正義公理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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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1988年,他就以一首〈提醒〉(Peringatan)的詩對統治者做了善意的警示,指出若人民對統治者一旦產生不信任感,被迫噤聲和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時,那就是人民將起來反抗和革命的時候了:
“假如當權者正在演講的時刻
人民離開
我們必須注意
那或許是他們已經絕望……
假如所有建議在毫無考慮下被否決
或毫無理由下,聲音被噤和批評被阻止
並被指控為顛覆和破壞安全的時刻
那麼就只剩下一個詞語了:戰鬥!”
圖庫的抗議詩是誠懇和坦然的,在霸政極權中,他總是堅持著人民不服從的權利,甚至無所畏懼地為自己的理想戰鬥到底。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tag)在《土星座下》一書所提及的:凡是堅定無畏於對極權政府提出抵抗和鬥爭的人,都是值得崇敬的鬥士。
圖庫的詩作不僅是對霸權的抗議,也展示了基層民眾的悲慘遭遇。因此他的詩作承載了貧/平民的感情,以人權進步的思想,推動了印尼民主的價值觀。雖然如此,圖庫的許多詩作並未受到印尼“新秩序”時代(New Oder Era )一些文學評論家的認同,他們認為文學不可與政治混為一談,詩歌一旦淪為政治工具,就會喪失了藝術特色。也有如亞力何焱冬(Ariel Heryanto)所認定的,詩歌的象徵是來自心靈而非社會生活的文學,更不是通過社會批判所產生的。但還是有一些思想進步的印尼文學評論者如烏瑪祖努斯(Umar Junus)等持相反看法,而將圖庫那些為底層民眾發聲的詩歌,以及捍衛其理想的作品尊為印尼文學的紀念碑,並認為他在文學創作的功能上,脫離了精英式的書寫,以群眾讀得懂和理解的語言,在極權和社會的批判上,發揮了強而有力的影響。
總之,圖庫在這段期間所寫的詩,火焰一樣地迸發,滾動著他的熱情,翻卷向自己未知的命運前景。他頑強的生命力和戰鬥力,如他所寫的〈雜草〉(Lalang)一樣:
“綠色啊綠色
再次長了出來
即使你一次又一次地鋤割
即使你反覆焚燒
綠色啊綠色
再次長了出來
你已經百次的拔掉
你燃起了燒燬之火
綠色啊綠色
再次長了出來
我希望征服
你通過演講
和槍管
豢養出來的恐懼
我看到雜草
啊徒然
安置於柵欄的權力
雜草
依舊繼續生長
並獲得勝利
就算被耙犁過100次
仍然 還會長出更多”
在此圖庫以雜草隱喻旺盛而頑強的抗爭意志,如他所宣示和高喊的“戰鬥”(Lawan),堅持著永不向強權屈服的抵禦,已成了他生命的信仰。而這樣的一種戰鬥精神,無疑塑造了圖庫不畏強權的崇高詩人反抗形象,更讓他在往後讀者的心中成了鬥士的象徵符號。
因為直接參與了政治鬥爭,圖庫總是處在逃亡之中。尤其1996年7月,由人民民主黨(Partai Rakyat Demokratik,PRD)在幕後策劃的一場暴動,於耶加達中部引起了極大的騷亂;這場政治動亂史稱“庫達圖事件”(Kudatuli Incident),它引發了印尼政權的極大危機,幾個重要的PRD人士因此被扣囚,圖庫也隨後逃遁。他逃亡時的生活都依靠妻子暗地裡的救濟,然而窘迫困頓和生命威脅從未使他屈服,他有一首詩記錄了當時的處境——〈紀錄 97〉(catatan 97):
“……我一定會回家的
也許午夜
也許早上
必然
又或許,然而你
不需要等待
我一定會回家,也一定會離開
因為權利
被撕裂了
不只在校園
不只在工廠
不只在法庭上
即便在家裡
他們也闖入
並踐踏我們的臉!
如果將來孩子們問起
為什麼
我很少回家
告訴他們
你父親不想成為英雄
然而卻被統治者
任意
強迫地當上了罪犯
如果他們問‘他去尋找什麼?’
回答他們
他去搶回他被搶和竊走的
權利”
這首寫於1997年1月的詩,展現了圖庫堅強的意志,通過不斷戰鬥及犧牲家庭團聚,以成就戰鬥結果。逃亡中,圖庫用了幾個化名,並經常戴著帽子,也常用夾克掩飾自己的削瘦,以免被人輕易認出。而長歌不絕,悲憤交際。作為逃亡的革命者,他只能將頭顱暫時寄養在身體之上,以待時機復出。逃亡的歷程是漫長而看不到盡頭的,他匿藏在西加里曼丹坤甸(Pontianak)郊外一個不見天日的屋子,看著8月國慶家家熱鬧地張掛著國旗而悲涼。惟他的反抗意志依舊堅定不移,一如他在〈我尚完好,而文字也未消亡〉(Aku Masih Utuh dan Kata-Kata Belum Binasa)裡的陳述:
“我不是產生新聞的明星
可是我總是為統治者帶來壞消息
我的詩不是詩
卻流著汗的黑暗語言,
爭先恐後都在尋找出路
他沒有死
即使我的眼珠被替代了
他沒有死
即使離開了家
被寂寞刺傷
他沒有死
我付給了他要的錢
年齡-權力-傷害
那些話語總要有代價
他總是對我說
你還活著
我尚完好
而文字也未消亡”
然而那條漫長的逃亡和等待,終究沒有了答案。1998年後,圖庫突然沒有了消息,無人知其去向,也不知他遭到怎麼樣的不測。他的失蹤,成了當代印尼政治和文學史上的一個謎。謎語無人能解,因此只能以死亡當作註釋。一如印尼文學評論家阿立夫古曼迭(Arif Gumantia)所說,圖庫的失蹤,為印尼政壇和文壇留下了兩條讓人追索的線條,神秘而找不到一個讓人滿意的答案。即使蘇哈多獨裁政權在1998年5月的學生改革運動中垮臺,結束了32年的極權統治,然而以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e)為首的過渡政權,以及後來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接手執政的新政權,並未積極地為當時許多於學生改革運動中被消失的案件進行偵查,以致於這些改革的犧牲者成了無名的公案,也包括了圖庫的失蹤。
時至今日,圖庫的消失,仍然是一個歷史無解的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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