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丁贤|医院里隐藏的计时炸弹

第二起发生在几天前，从各方的讯息显示，他也是在压力和霸凌之下，选择坠楼。

大家想问的是，发生第一起命案之后，从卫生部到州卫生局，特别是槟城中央医院，有没有作出改变？

并没有。第一宗事件，没听说有人负责，也没有检讨和改变。初级医生依然极度长时间工作，承担沉重的精神和生理压力，忍受主管和大医生的言语霸凌。

一年半后，发生第二起命案，已是难以避免。

讽刺的是，疫情下医护前线人员作出的贡献，让政府领导人到平民百姓，口口声声的感谢感恩，但是，对于医护人员，特别是底层最辛苦的初级医生，却给他们恶劣，甚至有些缺乏人道的待遇。

多数初级医生每星期要工作80到90个小时，扣除一天假期，相等于每天做15个小时左右，甚至有时一星期做100个小时，一天连续值班20几个小时，不见天日。

将心比心，有什么其它工作的工时，会比他们长？

疫情吃紧期间，医护人员在病毒威胁下，无休无眠工作，连吃饭上厕所都顾不了，累极就只能瘫在地上；他们是在为别人的安全和性命在奋战。

又有什么工作的压力，会比他们大？

到头来，照顾别人的健康，却要牺牲自己的健康。

当然，其它国家的初级医生，日子也不会舒服；但是，多数医疗体系健全的国家，至少还可以保障这些医生的基本福利。譬如，澳洲立法规定医生每周工时在50至55个小时之内。违反规定的话，医院肯定被对付。

工时长，压力大之外，国内初级医生还要面对内部的霸凌。

这一次命案，揭开了霸凌的真相。许多初级医生和前初级医生纷纷公开曾经遭受欺凌的经验。主管和高级医生用不堪入耳的言语，辱骂初级医生；作出不合理和太过严苛的要求；以评估打分作为威胁等等。

对初级医生有一定的要求，可以理解。这也是培养医生能力和责任的方式。但是，过分的要求和过度的惩罚，会打击年轻医生的士气，也会消磨他们的行医热忱。

更何况，言词霸凌会伤害他人的自尊，甚至扭曲人格，造成日后的自卑，或是报复行为。

或许，有些主管和高级医生以为他们的霸凌行为，是在“教育”后辈，以期培养更加优秀的新生代医生。只是，这种家长式的心态，并不符合心理行为科学的要求，反而是在伤害新生代的成长，也造成医疗环境的恶质化。

值得同情的是，初级医生没有什么选择。他们被分配到特定医院实习，就必须乖乖听话，任劳任怨的听从指示，包括不合理的要求。

和外界不同的是，一般其它工作，如果不合己意，大不了炒老板鱿鱼，东家不打打西家。然而，初级医生没有这种条件。他们不能说“不”，因为在指定医院之外，没有其它医院会接受他们，而如果没有完成实习，就不能成为正式医生，那他们在医学院付出的努力和金钱，就化为灰烬。

因为被困在这个体制内，他们只能在环境中奋力求存，即使超出他们的负荷能力，也缺少其它出路。

也许，两位初级医生选择了不归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其它选择。

事件之后，所有相关部门都声称要追究和检讨，但是，会不会只是例行的反应，一个月后，船过水无痕，初级医生依然面对压力和霸凌，然后等著第三宗，第四宗事件的发生？

全国各地的政府医院有上万名的初级医生，可能就是潜伏的计时炸弹，随时还会爆炸。凯里和诺希山，还有各州卫生局和医院院长，必须拿出决心和魄力，进行拆弹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