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助力電影造夢／03：體驗意義篇】當影像遇上超高清…… 觀眾能否身臨其境體驗？

於是我上網搜索，發現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顯示，截至2021年3月，全臺灣112家電影院，931個影廳，標註著“4K激光巨幕廳”的不超過5家。

“我們一般電影院看的是2K，那你拍4K或8K的意義何在？除非你後期要加很多特效，那在現場取得的細節就能放大，若解析度不夠高，後期會比較難做。”

換言之，超高清是為後期做特效服務的。

“如果我今天拍的是文藝片，4K和8K的意義是什麼？難道我要加一個飛碟在後面飛過嗎？不然只會成為後期的負擔。”

“只是準備硬盤，量就很大。我們不是拍一天，是拍60天、3個月，你想像一下檔案量，是很恐怖的。”

因為越是高清，就表示硬盤儲存、檔案管理的工作越繁重，所以盲目追求“超高清”真的有必要嗎？

“這又要回歸到大家看電影想得到的體驗是什麼。沒錯，是一直有新技術，其實大家的觀影習慣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偶爾會出現一個熱潮，大家會覺得很新鮮，（熱潮）一下就過去了。大部分人觀影追求的還是劇情、表演，不是長達2小時的特效刺激。”

追求技術突破有意義嗎？

新紀元大學學院戲劇與影像系高級講師梁友瑄介紹道，有一些導演也不斷地在探索新的技術，並以李安為例。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是講述士兵創傷症候群的故事，是運用3D的方式拍攝。

“《阿凡達》的3D是營造一個虛擬的世界，讓觀眾在虛擬世界裡感到栩栩如生。”

“但李安的3D是要觀眾置身於那個世界，目睹士兵的創傷。同時，他還運用了120fps（1秒120格），片中人物運動據說更真實。”

為什麼是“據說”呢？因為她未能到真正能顯示出該片技術優勢的影院觀看此片，包括同樣出自他手的《雙子殺手》，能還原他真正拍攝技術的影院，且勿論我國，就連美國也僅有少數影院才有相關設備。

“可能只有看過的人才會覺得說他已經達到了某種技術追求，可是我們這些看2D電影的人，可能沒有辦法感受得到。”

這讓我回憶起，2011年徐克的《龍門飛甲》上映之時，主打IMAX 3D，採用3D技術拍攝而成，是首部華語武俠3D電影。

我曾在北京的IMAX 3D影廳觀看此片，被其逼真的3D加上巨幕的綜合效果所震撼，開場一艘艘船的桅杆、江湖中人的暗器、飛鏢彷彿迎面而來，令我心生感嘆3D用在最對的題材。

然而，IMAX 3D的影廳不多且票價高，更多的是到2D影院觀影的觀眾。對於他們來說，該片劇情薄弱，並沒有感受到其技術的價值。

於是，我不禁思考倘若一部影片是以追求技術突破為目的，可是能完全呈現出其技術價值和成果的影廳少之又少，這樣還有意義嗎？

“可能他在想的是，未來這個技術可能會普及開來。畢竟在2007年之前，我們都不會想到人手一部智能手機，也不會想到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只要打開手機就能搜到路線，不再需要地圖。”

“也許，我們可以把他們稱為某種程度的先行者，他們看到一些可能便想嘗試。未來可能會變普遍，也可能不會，我們都不知道。”

技術應該為劇情服務

梁友瑄提到，當新技術出現時，一定會有一群不適應，對此感到不安的人；也有一些人希望能把新技術玩到極致。

“一些人玩到極致的時候，可能只是考量技術，沒有考慮到我們畢竟是拍電影，電影是有故事和敘事。”

“之所以要有敘事，是人在電影裡面尋找某種情感的出口，又或者給你一種哲思，讓你思考世界的另一種可能。”

她以著名演員兼導演卓別林為例，1927年《爵士歌手》的出現，讓有聲電影一夜之間平地起。初時他非常抗拒，直到1936年他拍攝的《摩登時代》，開始引入聲音，但是他並非盲目跟風追逐潮流，而是為了傳遞一些思考。

“他讓一些特定的人物說話發出聲音，他自己演的流浪漢就不說話，即使開口唱歌，其使用的語言也是我們聽不懂的。”

“這些發出聲音的人物是老闆，而《摩登時代》講述的就是老闆壓榨工人的故事，只有老闆講話，其他人是靜默的。”

於是，“聲音”在這部電影變得格外有意義。

技術從來就是為內容服務，倘若一味追求技術而忽略劇情，無疑是本末倒置。

“看電影”也許成為精緻消費

猶記得在2000年初，到電影院“看電影”是最日常的消遣，電影票價格不過10令吉，學生票又或者每週三的優惠票價5令吉至9令吉不等。

而今，隨著觀影的體驗多元化，“看電影”在未來也許可能會變成精緻的消費。隨意查閱某影院的票價，撇除以奢華享受為考量的影廳，同一部影片在不同類別的影廳票價分別是2D為12令吉、Atmos全景聲為14令吉、D-Box為20令吉、Screen-X為22令吉，而最貴的IMAX-DBox則是24令吉。

“你要買一個VR的頭盔，那要四到五位數。”梁友瑄說。

倘若未來融入VR、AR、XR等新科技的元素，影院投入資金引入新設備，這意味著看電影的成本有可能大大提高。

後疫情時代，大眾線上觀影

“你還記得自己最近一次去電影院，是什麼時候嗎？”陳偉團問。

我仔細回想，最近一次到影院，是去看一部叫《八佰》的戰爭片，那已經是2020年9月份。

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模式，外賣、網購逐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相比起開車出門外食、逛街購物，有時候更願意打開手機app，點幾個按鍵解決生活所需。

“看電影”這回事也一樣。

在疫情暴發後，隨著各國各地進入封鎖狀態，電影院關閉，電影不得不轉換上映的平臺，比如網飛、迪士尼頻道等等。

梁友瑄分享道，在一次講座中，她發起小小的投票後，發現來者十多名學生裡，通過網絡用手機或電腦觀影的比例遠超過電影院。

“雖然這投票未必具有代表，但是（觀影習慣）一定會改變。即便是一些電影，也沒有堅持要在電影院上映，或者會選擇在網飛首映。”

“而且現在電視會越來越像電影院，屏幕越來越大，清晰度越來越高，有的屏幕呈弧形，就是要仿造電影院的感覺。”

可是，“仿造”終究是“仿造”，在家裡看電影彷彿少了點儀式感。

到電影院看電影之前，無論是為了禦寒或是體面，我們會特意著裝打扮，然後一家大小開車到影院，排隊買爆米花，一起進入密閉式空間，場燈暗、手機靜音，放下所有忙碌，與一眾陌生人靜靜地共享兩個小時，專注地觀看同一部影片。

時而爆笑，時而流淚，互不相識的人們此時共同分享著同樣的情緒，身處在同一個頻道上。

“我們人是社會性動物，大家一起經歷某種儀式，現在這種儀式變成一場演唱會、一場電影，甚至可能是宗教儀式。”

“我們還在尋求這種儀式，只是換個方式去尋求人與人之間的共感和連接。”

在家裡看電影，沒有人和你一起笑一起哭，好像有一些寂寞，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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