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巨塔下种种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悲剧和问题,罄竹难书,但可用一句话说完:很大部分源于政府的监督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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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行业都存在职场霸凌,但实习医生被霸凌的事相对严重,也是全世界几十年的老问题。
回顾这些年事态演变,我国卫生部除一味提醒实习生去提报、求助之外,就没什么具体解决方案;比如槟城医院的霸凌痼疾,多年内接获不少投报,却没看到有关单位有所行动。在某些进步国家,许多教学医院(例:美国Johns Hopkins医院)以法律途径、限制工作时数等方法,来防止、减低实习生被欺凌的发生;目前在这些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医院时时发生的霸凌和性骚扰事件,是相对的少。
但对许多老鸟医生来说,这是他们用心良苦的严苛、甚至极端的训练方式,来给菜鸟医生学习应对艰难处境,顺便把一些“不适合当医生的医生”及早去掉。
恨铁不成钢的前辈医生,都知道“霸凌”是错误的,但往往对解决这老问题“非常抗拒”(详见2005年10月《Academic Medicine》期刊论文)。当然,对实习医生和一般大众而言,某些资深医生的人身攻击、言语羞辱行为,已从“严格”或“严苛”过界跨入“霸凌”和“性骚扰”的定义。吊诡的是,“霸凌”很难被定义;某些人认为的“霸凌”,在另一些同侪眼中,不见得就是“霸凌”(引2014年3月《Virtual Mentor》文章)
其结果,就是医院霸凌文化的普及化。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医学系学生和实习生逐年下降的素质,却也是我国的一大问题。其源头,在于政府近十余年来批准太多机构开办医学系,和承认大量国外低素质医科课程所致。
这一篇,不是支持“霸凌”行为,而是想点出“实习医生被霸凌”议题背后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缘。
2000年以前,我国只有马大、国大和理大,共三所公立大学提供MBBS或MD课程。2000年后,多个公、私立大学跟着开启医学系,其中2001-2010有砂大(UNIMAS)、博大(UPM)、IMU、IIUM、AIMST、UiTM、UMS、UCSI等9所大学;2011-2020则有UniSZA、UTAR、SEGI、Lincoln、WIDAD等16所大专院校,再加上外国分校(Monash、Newcastle等),总计11个公立和21所私立大学。
同时,已被大马医药理事会(MMC)承认的国外大学医学系,共有330个;这些国家当中,除英、美、加、澳、日等科技大国,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埃及、印尼、苏丹、缅甸、伊朗、伊拉克、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等国。国外毕业后回国的医科毕业生,每年有约千余人,加上国内毕业的,我国每年就有约五、六千医学系毕业生(人数过多引致的其他问题,容后再议)。
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医学系的入学标准都不统一;部分国内、外大学的录取标准,很明显的“有问题”,所录取学生,在学术、学习能力、批判性思考、解决问题、团队、态度等软实力,本来就不符合成为医生的条件,即便勉强通过的医科考试,也不见得会是优质实习生。
当然这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我们也见过不少高中成绩很烂,大学时发奋图强,最终成了好医生的个案;但这样的录取标准,这样的医学课程,很可能就让他们在见习过程中,面对加倍压力和障碍,甚至遭受同侪白眼、被前辈医生欺压(霸凌),最终力有不逮而被刷下来。
负责鉴定医学课程素质的专业认证机构,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过去十多年内,自从政府承认大量国内、外医学系后,实习生“两年内完成正规实习训练”的百分比,从2009年的84.6%,逐年下滑至2014年的58.8%。而这些无法在两年内完成见习的人当中,国外毕业生占了60%,主要毕业自俄罗斯、埃及、乌克兰、印尼和印度的一些大学,这些医学系也没被新加坡政府承认(详见Penang Institute研究员Dr.Lim Chee Han于2017年发表的报告《Housemanship programme in Malaysia》。)
其他40%无法在两年内完成见习的毕业生,来自本地大学;而行内人都知道,国内某些医学系的入学标准,比我国部分一流大学的水平差距甚远。
比如某公立大学医学系的最低申请资格,竟然只是“Lulus peperiksaan STPM”加一个“Pengajian Am Gred C”;另一私立大学对独中统考毕业生的最低要求,也只是生化物理数学其中三科拿B4就可申请。但在高水平医学系,比如想申请某外国大学分校的医科,统考平均数必须是少于1.8(取最佳5科平均数,计算法为A1=1、A2=2等)。
白色巨塔下种种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悲剧和问题,罄竹难书,但可用一句话说完:
很大部分源于政府的监督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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