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的离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与其他老前辈形成强烈对比,后者在立法和决策能力方面很难说是有才华的,他们只有在健康出现问题后才会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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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行动党想出了一个改变政党面孔的实验。他们招募了34岁的牛津大学毕业生,名叫潘俭伟。他的故事很引人瞩目:潘俭伟在峇株巴辖长大,他的父亲是小型家禽养殖户,养活一家六口。作为勤奋和优秀的信徒,他获得了一系列奖学金,在新加坡和英国完成了牛津大学的PPE(哲学、政治、经济学)课程,该校校友包括无数的首相和总统。毕业两年后,他冒着风险创办了一家电子商务咨询公司,让他在29岁时成为“新加坡上市公司最年轻的领袖”。
在他的入党新闻发布会上,潘俭伟宣布他受委秘书长林冠英的经济顾问,此外还担任党报《火箭报》的执行编辑。
事实证明,潘俭伟也是一个招募高手,拉来了更多符合他要求的优秀人才,并一路推动他们上阵竞选。在他入党五年后,两名剑桥大学学者杨美盈和王建民也加入该党。两人后来在大马史上第一个非国阵内阁中任职,并被广泛认为在这20个月任期中表现出色。
行动党想要传达的信息变得非常有魅力:行动党是人才的家园——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将得到赏识,并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来为国服务。与招募马来人的实验不同,行动党的人才实验在改变政党面孔方面明显更为成功。许多选民,特别是开明的选民,甚至将行动党的人才视为他们投票的主要原因。
但事情在2018年开始出现裂痕,也就是历史性的希盟胜选后的7个月。担任雪州行动党主席的潘俭伟没有进入领导层前15名,仅以292票排在第18位,与首次出战的女州议员嘉玛莉亚并列。王建民以第14名的成绩勉强入围。“精英”和“草根”之间的派系争斗开始困扰着这个长期以来以纪律为荣的政党。
令人震惊的是,在2022年行动党党选中,精英们遭到了清洗,潘俭伟、杨美盈和王建民都没能进入扩大的30人领导层。
潘俭伟对这种明确的“拒绝”表示失望。他以典型的最直接的方式,呼吁该党继续追求人才,并承认,“也许我在平均提高我们当选代表的素质方面时,无意中冒犯了党内的一些人,尤其是在雪州,导致我在2018年的雪州党选中被击败。”
这一背景对于理解王建民决定不上阵第15届全国大选至关重要,因为这一决定并不是无中生有。如果你把“精英”在党选中的表现与“草根”派的表现作一个比较,你会发现前者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为什么政治会赶走人才?党和前线政治是否有一些基本毒性,让一个人失去了很多东西,以至于他宁愿不继续下去?
王建民的离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与其他老前辈形成强烈对比,后者在立法和决策能力方面很难说是有才华的,他们只有在健康出现问题后才会退下。大多数时候,政客把竞选公职当作一种必然——一种权利,一种天生的权利。我们总是选出那些腐败或无能的人,或两者兼之,因为政治上的生存不是取决于你思想的力量,而是取决于你的派系对资助者的控制。这与王建民承诺在划分选举、经济和教育方面进行高素质的政策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不能保证他有一个与政治相关的未来。
政治是一个由最坏的本能主宰的领域。虽然我们可以在感觉到被政客背叛后转换支持阵营,但那些在前线的人必须不断参与并假装事情会好起来。
王建民的求去让我想起了演员马特达蒙的一句话。在一次采访中,达蒙说,他在28岁年轻时获得第一座奥斯卡奖的那个晚上,他想象着另一个自己在追逐这种非凡的荣耀,直到他70岁变老时才意识到,“我的一生都去了哪里?”要求像王建民这样的人继续下去,等待成功的到来是很容易的,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王建民,我们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因为就像我们把生命建立在希望一样,我们也应该接受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马来西亚可能会往更好的方面改变——但如果没有改变呢?当你到了70岁的时候,你会不会转过身来,意识到“我的一生都去了哪里?”
你的答案可能仍然是,这项事业值得你付出一生。但你应该对自己至少问一次这个问题。如果它不值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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