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30am 13/05/2022

蔡鎮燊.王建民是政治人才流失的典型代表

蔡镇燊

王建民的離開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他與其他老前輩形成強烈對比，後者在立法和決策能力方面很難說是有才華的，他們只有在健康出現問題後才會退下。

15年前，行動黨想出了一個改變政黨面孔的實驗。他們招募了34歲的牛津大學畢業生，名叫潘儉偉。他的故事很引人矚目：潘儉偉在峇株巴轄長大，他的父親是小型家禽養殖戶，養活一家六口。作為勤奮和優秀的信徒，他獲得了一系列獎學金，在新加坡和英國完成了牛津大學的PPE（哲學、政治、經濟學）課程，該校校友包括無數的首相和總統。畢業兩年後，他冒著風險創辦了一家電子商務諮詢公司，讓他在29歲時成為“新加坡上市公司最年輕的領袖”。

在他的入黨新聞發佈會上，潘儉偉宣佈他受委秘書長林冠英的經濟顧問，此外還擔任黨報《火箭報》的執行編輯。

事實證明，潘儉偉也是一個招募高手，拉來了更多符合他要求的優秀人才，並一路推動他們上陣競選。在他入黨五年後，兩名劍橋大學學者楊美盈和王建民也加入該黨。兩人後來在大馬史上第一個非國陣內閣中任職，並被廣泛認為在這20個月任期中表現出色。

行動黨想要傳達的信息變得非常有魅力：行動黨是人才的家園——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將得到賞識，並得到他們應有的地位來為國服務。與招募馬來人的實驗不同，行動黨的人才實驗在改變政黨面孔方面明顯更為成功。許多選民，特別是開明的選民，甚至將行動黨的人才視為他們投票的主要原因。

但事情在2018年開始出現裂痕，也就是歷史性的希盟勝選後的7個月。擔任雪州行動黨主席的潘儉偉沒有進入領導層前15名，僅以292票排在第18位，與首次出戰的女州議員嘉瑪莉亞並列。王建民以第14名的成績勉強入圍。“精英”和“草根”之間的派系爭鬥開始困擾著這個長期以來以紀律為榮的政黨。

令人震驚的是，在2022年行動黨黨選中，精英們遭到了清洗，潘儉偉、楊美盈和王建民都沒能進入擴大的30人領導層。

潘儉偉對這種明確的“拒絕”表示失望。他以典型的最直接的方式，呼籲該黨繼續追求人才，並承認，“也許我在平均提高我們當選代表的素質方面時，無意中冒犯了黨內的一些人，尤其是在雪州，導致我在2018年的雪州黨選中被擊敗。”

這一背景對於理解王建民決定不上陣第15屆全國大選至關重要，因為這一決定並不是無中生有。如果你把“精英”在黨選中的表現與“草根”派的表現作一個比較，你會發現前者有明顯的下降趨勢。

為什麼政治會趕走人才？黨和前線政治是否有一些基本毒性，讓一個人失去了很多東西，以至於他寧願不繼續下去？

王建民的離開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他與其他老前輩形成強烈對比，後者在立法和決策能力方面很難說是有才華的，他們只有在健康出現問題後才會退下。大多數時候，政客把競選公職當作一種必然——一種權利，一種天生的權利。我們總是選出那些腐敗或無能的人，或兩者兼之，因為政治上的生存不是取決於你思想的力量，而是取決於你的派系對資助者的控制。這與王建民承諾在劃分選舉、經濟和教育方面進行高素質的政策工作幾乎沒有什麼關係——這並不能保證他有一個與政治相關的未來。

政治是一個由最壞的本能主宰的領域。雖然我們可以在感覺到被政客背叛後轉換支持陣營，但那些在前線的人必須不斷參與並假裝事情會好起來。

王建民的求去讓我想起了演員馬特達蒙的一句話。在一次採訪中，達蒙說，他在28歲年輕時獲得第一座奧斯卡獎的那個晚上，他想象著另一個自己在追逐這種非凡的榮耀，直到他70歲變老時才意識到，“我的一生都去了哪裡？”要求像王建民這樣的人繼續下去，等待成功的到來是很容易的，但我們知道，如果我們是王建民，我們可能也會做出同樣的決定。因為就像我們把生命建立在希望一樣，我們也應該接受可能不會發生的事情。馬來西亞可能會往更好的方面改變——但如果沒有改變呢？當你到了70歲的時候，你會不會轉過身來，意識到“我的一生都去了哪裡？”

你的答案可能仍然是，這項事業值得你付出一生。但你應該對自己至少問一次這個問題。如果它不值得呢？

打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