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家.白色巨塔下的悲剧（英语篇）

国内玛拉工大（UiTM）和马大团队去年发表一项有关实习医生被霸凌的研究，发现英语能力差的实习医生被霸凌的几率较高（引2021年4月《Malaysian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期刊论文）。该研究使用中马12所医院1074名实习生的问卷调查数据，在去掉各类可能影响“因”和“果”关联性的“干扰因子”（confounder）后，“英语水平”这个因素，被鉴定和医院职场霸凌有关联。

这些受访者的英语能力，被划分为“优”（Excellent）、“好”（Good）、“尚可”（Fair）和“差”（Poor）四个等级；数据分析发现，英语“好”的见习生，被霸凌的几率比“差”的同侪低86%。和其他英语“优”或“尚可”的同侪比较，“差”的实习生被霸凌的可能性，也高出约80%；虽然这“80%差异”数据没有统计意义（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亦即差异可能因抽样误差引起），但“好”和“差”的86%差异，却点出我国这数十年来大专生的大问题：英语水平逐年下降。

由于“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一般来说呈正向关联，霸凌事件的发生，可能是沟通时产生的误解所致，或因英语能力欠佳而让前辈医生对实习生有成见。虽然“语言水平和霸凌几率有关联”只是一种推论，这却和一些研究职场霸凌的学者的观点相一致（参见《Dignity and Inclusion at Work》第十四章，2021年1月Springer Nature出版）。

更严重的是，我国某些大学医学系对录取学生的英语要求，也是出奇的低。甚至有某公立大学只要求MUET（马来西亚大学英文水平鉴定考试）“级别1”（Band 1）而已（“Lulus MUET sekurang-kurangnya Band 1”）。

讽刺的是，MUET分六个级别，Band 1是最差级别，是指“无法使用英语表达想法，错误使用语言导致沟通不良；对语言和语境的理解很差”。英语水平如此差的学生也可以申请医学系，那若被录取的话，将来学生如何能应付课业繁重的医学课程、如何能好好高效学习？当然，我们希望学生能在5年内提升英语水平，但这不符合时间效益和医学系教育宗旨（所幸绝大多数公、私立大学的最低要求为Band 4）。

另一问题，源自非英语国家大学的英语普及率。想象我国通过政府中小学教育制度，高中后前往英语不普及的国家修读医科的毕业生，回国后在以英语为主的医院实习，将面临更大的障碍和压力。

该篇题为“Workplace Bullying Among Junior Doctors in Malaysia”的论文作者，也提到毕业自某些东欧大学的医科毕业生，在大马医院遭受霸凌的几率，比来自本地大学实习生高一倍。作者推断这是源于学生们在这些大学所受教育制度有关，导致实习阶段时准备不足，或缺乏信心所致。目前来看，多数东欧医学系还是使用传统课程纲要，而不是较新的Integrated Pre-clinical Medical Education Programme；比如俄罗斯至今也还没有一所大学医学系使用这种医学教育课程（引2020年6月《Russian Open Medical Journal》期刊论文）。有关新旧课程之间的差异，可参考2016年10月《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Curricular Development》文章。

必须注意的是，这些英语普及率低的尔罗斯、乌克兰、波兰和印尼，都是上一期拙作提到的“无法在两年内完成见习的毕业生”的主要生产国。

个人推理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和语言工具有关；语言工具若是偏向农业等传统生活词汇的语种，而不是现代词汇丰富、较多科学科技用语的语种（例：英文、中文），将会减弱我们在分析、思辨、推论、判断、总结等思维能力；表述这些思维的能力，也会被影响。

而这些思维和表述能力，都将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医科学习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