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家.白色巨塔下的悲劇（英語篇）

國內瑪拉工大（UiTM）和馬大團隊去年發表一項有關實習醫生被霸凌的研究，發現英語能力差的實習醫生被霸凌的幾率較高（引2021年4月《Malaysian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期刊論文）。該研究使用中馬12所醫院1074名實習生的問卷調查數據，在去掉各類可能影響“因”和“果”關聯性的“干擾因子”（confounder）後，“英語水平”這個因素，被鑑定和醫院職場霸凌有關聯。

這些受訪者的英語能力，被劃分為“優”（Excellent）、“好”（Good）、“尚可”（Fair）和“差”（Poor）四個等級；數據分析發現，英語“好”的見習生，被霸凌的幾率比“差”的同儕低86%。和其他英語“優”或“尚可”的同儕比較，“差”的實習生被霸凌的可能性，也高出約80%；雖然這“80%差異”數據沒有統計意義（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亦即差異可能因抽樣誤差引起），但“好”和“差”的86%差異，卻點出我國這數十年來大專生的大問題：英語水平逐年下降。

由於“語言能力”和“溝通能力”一般來說呈正向關聯，霸凌事件的發生，可能是溝通時產生的誤解所致，或因英語能力欠佳而讓前輩醫生對實習生有成見。雖然“語言水平和霸凌幾率有關聯”只是一種推論，這卻和一些研究職場霸凌的學者的觀點相一致（參見《Dignity and Inclusion at Work》第十四章，2021年1月Springer Nature出版）。

更嚴重的是，我國某些大學醫學系對錄取學生的英語要求，也是出奇的低。甚至有某公立大學只要求MUET（馬來西亞大學英文水平鑑定考試）“級別1”（Band 1）而已（“Lulus MUET sekurang-kurangnya Band 1”）。

諷刺的是，MUET分六個級別，Band 1是最差級別，是指“無法使用英語表達想法，錯誤使用語言導致溝通不良；對語言和語境的理解很差”。英語水平如此差的學生也可以申請醫學系，那若被錄取的話，將來學生如何能應付課業繁重的醫學課程、如何能好好高效學習？當然，我們希望學生能在5年內提升英語水平，但這不符合時間效益和醫學系教育宗旨（所幸絕大多數公、私立大學的最低要求為Band 4）。

另一問題，源自非英語國家大學的英語普及率。想象我國通過政府中小學教育制度，高中後前往英語不普及的國家修讀醫科的畢業生，回國後在以英語為主的醫院實習，將面臨更大的障礙和壓力。

該篇題為“Workplace Bullying Among Junior Doctors in Malaysia”的論文作者，也提到畢業自某些東歐大學的醫科畢業生，在大馬醫院遭受霸凌的幾率，比來自本地大學實習生高一倍。作者推斷這是源於學生們在這些大學所受教育制度有關，導致實習階段時準備不足，或缺乏信心所致。目前來看，多數東歐醫學系還是使用傳統課程綱要，而不是較新的Integrated Pre-clinical Medical Education Programme；比如俄羅斯至今也還沒有一所大學醫學系使用這種醫學教育課程（引2020年6月《Russian Open Medical Journal》期刊論文）。有關新舊課程之間的差異，可參考2016年10月《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Curricular Development》文章。

必須注意的是，這些英語普及率低的爾羅斯、烏克蘭、波蘭和印尼，都是上一期拙作提到的“無法在兩年內完成見習的畢業生”的主要生產國。

個人推理能力的強弱，很大程度和語言工具有關；語言工具若是偏向農業等傳統生活詞彙的語種，而不是現代詞彙豐富、較多科學科技用語的語種（例：英文、中文），將會減弱我們在分析、思辨、推論、判斷、總結等思維能力；表述這些思維的能力，也會被影響。

而這些思維和表述能力，都將會直接影響學生的醫科學習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