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瑋|從東盟—美國特別峰會的體悟

國際媒體仍聚焦於東盟如何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尤其會否參加美國的印太計劃，進一步的將東盟推向經濟和安全兩大現實利益的選擇題。無庸置疑的，中美的力量需要獲得平衡。東盟與中國在亞太地區以互惠共贏建構經濟框架，並且提升到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可不表示完全不需要美國，東盟清楚知道過度依賴任何大國力量都會自我弱化主權地位，而且會帶來威脅。完全疏離美國，一些國家會少了安全感，尤其需提防中國軍機無所忌憚的闖入空域，不過須以“北約”為前車之鑑，若不斷的接受美國的指示擴張和挑釁中國，最終將成了代理人戰爭的犧牲品。

一直以來，相較於日本和韓國等東亞國家，東南亞在美國的戰略僅位於次要地位，而今因應國際情勢所需，美國放棄“亞洲事務的亞洲化”的戰略，以“重返亞太”為名重振在東南亞的勢力，不外乎是利用東南亞阻擋中國之勢力擴張，所以其外交重點也並不在經濟合作上，兜售的是安全層面的配備和機制，把東南亞作為印太戰略的一部分。

東盟也透過峰會傳達了與中國維持關係的重要性，並有東盟方式處理和中國的一些紛爭，遵循一貫的共識原則行事，對待南中國海主權爭議及緬甸政變和羅興亞危機等等，東盟就算沒有足夠的共識而無具體執行部分，也不會強壓成員服從多數，所以針對俄烏戰爭，東盟能對烏克蘭的處境表達集體聲援，同時也包容各國的立場差異，不會強制集體制裁俄羅斯。除此之外，烏克蘭和北約的近況也給東盟帶來警惕，不能讓大國的指示破壞了東盟與中國原本的和平。

總歸而言，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更多是對抗中國的影響力，故所謂的印太戰略經濟框架也不可能會算上中國，另外，東南亞國家的對華政策乃建於區域全面夥伴關係的框架，承認“一中原則”和不以挑釁為主，涉及南中國海主權爭議的菲律賓和越南在內的立場也是如此，而今後有印太戰略的催化，則很難保證東盟方式不被打破。東盟需慎慮與期望值不符的框架，以免掉入自我分裂和弱化的陷阱。

鄭永年教授曾指出冷戰時期的東南亞獲得和平主要來自美蘇之間僅有威懾，而非直接軍事對抗。將這個歷史經驗放在今天的美中關係裡亦然，但由於東盟與中國之間的緊密聯繫，分分秒秒都感受到美國抗中帶來的壓力。

東盟從農業國和落後經濟形象到今天成為亞洲第三大經濟體，在全球排名第五位，一切實屬不易，而今處於國際秩序和格局不可逆轉的變化，東盟更必須發展強大的經濟體以達到自我保護以及鞏固地區“主人”的位置。故此，中國和美國所給予的現實利益，並非不能要，只是對大國關係需多加敏銳和警惕，不可致他人有機可乘將東盟當作受指導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