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灌輸反霸凌意識,可以灌輸新一代對霸凌正確的是非觀,也可以教育他們何種行為是屬於霸凌,以及本身面對或目擊霸凌事件時恰當的應對方式。
檳城中央醫院實習醫生不幸墜樓喪命,引發醫院體系霸凌事件以及惡性工作文化的議論。該實習醫生墜樓緣由,調查單位務必秉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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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證實有個人或單位需要負責,就應妥善追責。即使此個案,最終調查發現與霸凌無關,推動體系性反霸凌的運動,卻依然應該乘勢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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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國防大學學員祖法漢被同學以熨斗90次燙傷,虐待致死。法庭在去年宣判6名施虐的同學誤殺罪名成立(控方原提控謀殺),被判入獄18年。
一如其他社會現象,霸凌的發生,也有複雜的社會背景。取締個別霸凌者固然大快人心,但如果只有事後懲戒,沒有系統性處理,則不足以遏止事件的重演。
祖法漢案法官在判決時表示,有一名證人提出,死者有一名同學曾經就霸凌事件,匿名上書教官。但教官竟然把內容,轉發到學員的群組。這凸顯了,許多教育機構,應對霸凌事件的能力不足,更遑論有標準、實際、有效的作業程序。
系統性處理霸凌文化,須從教育著手。2002年開始,英國每年在11月的第三個星期,舉辦“反霸凌周”,提升對霸凌問題的意識。
傳統上,“反霸凌周”的首日,是一個有趣的“怪襪日”(odd socks day)。是日,學校鼓勵學生左右腳各穿不同顏色的襪子。特意實踐這種原本會被認為是錯穿襪子,會被嘲笑的行為,寓意個人即使與社群主流有別,人們無需、也不應排斥或加以霸凌。
從小灌輸反霸凌意識,可以灌輸新一代對霸凌正確的是非觀,也可以教育他們何種行為是屬於霸凌,以及本身面對或目擊霸凌事件時恰當的應對方式。
這對於防止新一代,成為當下的校園霸凌者、或者長大後成為職場霸凌者、又或者成為無力有效反應霸凌事件的受害者,可起關鍵之效果。
各職場,尤其高危職場,應該定期主辦反霸凌的再培訓,讓各層職員與領導理解霸凌議題。培訓內涵應該包括:職場霸凌的危害,如何識別霸凌,以及各層職員與領導,在發現霸凌事件後應該扮演的角色等等。
倘若霸凌事件一再發生,其中一個可能的結構問題就是,受害人沒有舉報。受害人不舉報,原因可能是:對霸凌定義的不確定、害怕招致報復、沒有明確的舉報機制等等。
因此,以上建議的再教育,必須包括讓職員更好的理解舉報的必要以及具體的步驟。當然,要能夠教育如何善用機制,首先就要先設定良好的機制。而機制不僅要明確以及具法律效力,更需要執行上的公信力。這樣心理承受巨大壓力的受害者,才有信心勇敢的舉報。
在這方面,2018年前衛生部長祖基菲裡,果敢開除涉嫌數宗性騷擾案的雙溪毛糯醫院部門主任級資深醫生的行動,就是提振機制公信力的做法。
反之,舉報老師開強姦玩笑的國中女生,不只無法令該老師面對教育部相應懲戒,反而還反被老師起訴,以及遭遇其他同學短訊騷擾,最後被迫轉學。就是反面的例子。這雖然嚴格上不屬於霸凌案件,但招致的印象是,官僚體系官官相護,投訴只是自找麻煩。
醫院就是屬於霸凌的高危職場,原因在於醫院體系層級分明。資深醫師對菜鳥嚴厲,也是醫學培訓的必須。但嚴厲與霸凌,往往是一線之差。
此外,在馬來西亞的情況下,實習醫生必定是在政府醫院實習。除了專業的層級,他們也同時受限於公務員官僚體系,對吹哨人欠缺友善的慣性。
前衛生部長祖基菲裡指出,惡性工作文化的存在,部門高層應負起責任。但期待公務體系自我反省,不切實際。
反倒是需要直接面對民意的部長,才可能展現強烈的政治意願,進行改革。而部長有所作為的前提,又回到選民是否持續關注施政效率,還是對議題只有三分鐘熱度;在關鍵抉擇時刻,迴歸種族宗教,或犬儒放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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